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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后。

清晨五点四十，最后一块脚手架从教学楼西侧外墙拆下来。

钢管落地的声响在空旷的海岛上传出去老远，惊起礁石上几只海鸥。工程队副队长摘下手套，朝二楼走廊上的欧阳懿比了个手势——活儿干完了。

欧阳懿没回应。他蹲在操场的水泥地上，左手按著一截粉笔，右手拉著一根棉线，以旗杆底座为圆心，一圈一圈地划弧。那是升旗台周围的站位线。每条弧线的间距他量了三遍，三十公分，正好容一个孩子站直了不挤。

划到第四圈的时候粉笔断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半截备用的，接著画。

安杰推著独轮车从供销社方向过来，车上摞著红绸布、剪刀、一面捲起来的国旗，还有一捆麻绳。两个售货员跟在后面，怀里抱著纸花和浆糊。

“姐夫，吃早饭了没？”安杰把独轮车停在旗杆旁边。

欧阳懿头也没抬：“吃了。”

安杰看了一眼他脚边搁著的搪瓷碗，碗里还剩小半块馒头泡在凉水里，一口没动。她没拆穿，弯腰把国旗解开递给他。

“旗绳够长吗？”

欧阳懿站起来，接过国旗抖开，走到旗杆底下试了试绳扣。铁质滑轮生涩地转了一圈，发出“嘎吱”一声。

他皱了下眉，从裤兜里摸出一小瓶机油——昨天从工程队那儿要来的——往滑轮轴心滴了三滴。再拉绳子，顺畅了。

“行了。”他退后两步，仰头看著光禿禿的旗杆顶。

海风从东边吹过来，带著咸味，把他额前的碎发撩起来。中山装的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前天安杰用供销社的熨斗烫过，褶子笔挺。

六点二十，江德福带了一个班的战士过来搬椅子。木椅子是工程队用剩余的建材赶工做的，松木板面刨得光滑，椅腿钉了胶皮垫脚，六排，每排十二把，摆得横平竖直。

江德福搬完椅子，绕著操场走了一圈，走到欧阳懿面前站定。

“老欧。”

“嗯。”

“紧张不？”

欧阳懿把剩下的半截粉笔装进口袋里，拍了拍手上的白灰：“有什么好紧张的。”

江德福咧了下嘴，没说话。他看了一眼欧阳懿的手——指尖在微微发颤。

他选择没提这茬，转身去安排哨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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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码头方向传来马达声。

陈彦站在教学楼二楼走廊尽头，手肘搭在栏杆上往下看。操场上的红绸和纸花已经掛好，旗杆上的国旗被海风扯得舒展开来。

码头上陆续靠了十几条木船。船帮上的油漆剥了大半，有几条连桅杆都是歪的。

人从船上下来，大人牵著小孩，三三两两往学校方向走。走在最前面的那拨人从衣著上看就是小黑山岛过来的——布衫补丁摞补丁，裤腿卷到膝盖，脚上是草编的鞋，有几个孩子乾脆光著脚。

领头的是个黑脸汉子，四十出头，肩膀宽得像一扇门板，手里攥著一张皱巴巴的纸。

他一路走到操场正中间，左右扫了一圈，目光在崭新的教学楼玻璃窗上停了两秒，又落到欧阳懿身上，又看向站在二楼的陈彦。

然后他把手里那张纸举起来。

是招生告示。

“谁管事的？”他的嗓门像铜锣，整个操场都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