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县城外十二公里，张庄村。

一条碎石路从县城方向延伸过来，路面上还留著压路机碾过的新鲜辙印——陈彦的仿生工程队两天前刚铺的。

清晨六点，三辆贴著“南郊物流”標识的卡车和两辆供销总社的绿皮解放车沿著这条路开进村口。

村长老张头一宿没睡。

昨天接到县里的电话通知，说今天有粮食和生活物资要分到每家每户，让他提前统计好全村户数和人口。

他不太敢信。

前年大食堂刚开的时候，也说得天花乱坠——“吃饭不要钱，敞开了造”。头三个月確实敞开了吃，后来一天不如一天，到最后一锅稀粥里数得清米粒。

他把全村七十二户的花名册用毛笔抄了三遍，生怕出错。天刚蒙蒙亮，就站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等著了。

卡车停稳，第一个跳下来的是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年轻人，胸前別著南郊基地的工牌，手里拿著铁皮喇叭和一沓表格。

“张庄村村长是哪位？”

老张头举了举手：“我是。”

年轻人把一份盖著红章的文件递给他。

“这是县供销社开具的分配通知。按照你们村的户籍人口，每户分发小麦麵粉三十斤、玉米面十五斤、食用油五斤、精盐二斤。另外——”

他转身拍了拍身后那辆卡车的车厢板。

“每户一口铁锅。”

老张头接过文件的手抖了一下。他没看文件上写了什么，先扭头看了看卡车车厢。

敞篷的车厢里，麵粉袋子码得整整齐齐，白色的袋面在晨光里反著光。最后那辆车上，摞著一垛黑色的铸铁锅，用草绳綑扎著，像一座小山。

“锅？”老张头的嗓音劈了。

“锅。”年轻人点了下头，“南郊铁器厂出品，生铁的，一口八斤半。”

老张头把文件折好，塞进棉袄內兜里。他转身朝村子里走了两步，又站住了。

“我去敲钟。”他说。

分粮在村口打穀场上进行。

打穀场铺著去年秋天剩下的碎麦秆，被来回走动的脚踩得粉碎。磅秤放在两块垒起来的砖头上，指针每弹一下都发出细微的咔嗒声。麵粉袋码在卡车旁边，白色袋面和村民们灰扑扑的衣服之间，像隔了两个世界。

空气里混著新麵粉的麦香、柴油尾气和黄土的乾涩味儿。

七十二户人家排著队，每家至少来了一个人。有拄拐的老人，有背著孩子的妇女，有半大小子。

第一个领到粮食的是张婶。

她丈夫去年冬天饿出了病，到现在还躺在炕上。她攥著户口本和供销社发的领粮条，排在队伍最前面。

磅秤上放了六袋麵粉，指针稳稳指著三十斤的刻度。工作人员在登记簿上勾了一笔，把麵粉搬到她面前。

她没伸手接。

她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袋麵粉。袋子是新的，布纹粗糙，摸上去沙沙的。她把脸贴上去，闻了闻。

然后站起来，两只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接过麵粉，放进自己带来的竹筐里。

轮到发铁锅。

她抱著那口黑色的铸铁锅，锅面光滑，沉甸甸的，锅底贴著一张红纸標籤——“南郊铁器厂出品”。

她抱著锅站在打穀场边上，没挪步。

旁边的人喊她：“张婶你咋不走？”

“我……”她的声音很小，小到在人群的嘈杂声里听不真切。“我家灶台拆了。”

大食堂开办那年，上面要求各家各户把铁锅上交，灶台也一併拆了。她家的灶台拆了，锅交了，铲子交了，连灶膛口那块祖传的挡风石板都被搬走了。

旁边一个老汉说话了，声音也不大：“回去砌一个。砖头不够的话，去我家搬。”

张婶低著头，把铁锅往怀里紧了紧。

当天下午两点，县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不只张庄村——兰考全县一百一十七个自然村的广播同时响了。

喇叭里先放了一段《东方红》，然后是县委书记的声音，念的是上面的正式文件。

“……经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全面取消农村公共食堂制度。各村按照户籍人口標准，由县级供销社统一发放过渡期生活物资。第一批物资保障一个月用量，后续三个月的物资將按月发放至各户，直至新粮入库……”

广播声迴荡在空旷的华北平原上。

打穀场上，领完粮的村民们有的蹲著，有的站著，有的坐在自己的竹筐上。大家都没说话，只是听著。

有几个老人低下了头。不是伤心——是那种憋了太久的东西找到了出口，但又不知道该从哪里释放。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骑在墙头上问他爹：“爸，大食堂没了，咱以后去哪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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