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人在紧急情况下的下意识反应是最真实最精彩的。”

“嗯嗯。”

房间里的几个人点了点头。

“而拍《星运里的错》时，惠勒导演则要求我们先进行排练，把电影里的人物情绪排练到位再开机拍摄。

我无法说清究竟怎样的表演更加真实。”

女孩耸耸肩，喝了口咖啡。

“你在《隔山有眼》的最后那段里，肉体和精神几乎都面目全非了，这种近乎自毁的表演方式是否受到了萨特或者加繆哲学的影响？

你认为演员应该完全成为”角色，还是保持某种批判性的距离？”

这次是戈达尔提问。

伊森忍住打哈欠的衝动，听他们这些人聊天太费劲儿，萨特是谁他都没整明白，更別说什么批判性的距离了。

“哈哈，我当时確实心存反抗。”

简方达捂嘴笑道。

“那是我第一次拍电影嘛，本身就对那些血浆和碎肉有牴触，但那个该死的製片人还总要求我投入进去。

当时我心里就在想，这太荒谬了，我应该在教室里上课，而不是在沙漠里用血浆洗澡。

好好好，让我投入我就投入死给你看。”

她耸耸肩，摊手说道：“你们懂的，有些事一咬牙就做了。

另外，我觉得演员是应该完全成为角色的，用角色的眼睛看世界，用角色的脑子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拍出好的电影。”

那边几人聊得兴起，伊森这边双目无神的在数书架上的花有几片叶子。

“你的《星运里的错》掀起了一场关爱绝症患者的风潮，请问你觉得电影是否可能沦为一种虚偽的同情消费”工具？”

戈达尔又问道。

“这————”

简方达看了一眼发呆的伊森，伸手戳了戳。

“哦，这其实是宣传计划的一部分。”

伊森回过神来接话道：“我们当时在制定那电影的宣传计划。

我就想，如果能藉助这个机会让大眾了解癌症患者的痛苦与艰难，同时又能为电影增加话题度，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不过我们確实应该警惕这种营销的滥用，那会让人们把同情心留在电影院里，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更加冷漠。”

伊森耸耸肩，这种发展趋势谁也阻止不了，后世美国救猫比救人重要的新闻宣传导向就是这种同情营销滥用到极致的体现。

“琼斯先生，作为製片人，电影对你来说是什么？”安德烈·巴赞问道。

“您这个问题太宽泛了，我製作电影时並没有自己特定的喜好。

它可以是一个让人哈哈大笑的故事，也可以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或者只是让观眾坐在椅子上，瞪大眼睛惊呼的90分钟炫酷画面。

如果一定要赋予它什么意义的话，我想比利怀尔德导演曾对我说过的一段话很符合这问题的答案。”

“他说了什么？”简方达好奇了，她还是第一次听伊森说这些。

“我们在拍《七年之痒》时————我当时是助理，全程都在剧组。

某天，我听到梦露问导演，我这个角色的动机是什么。

比利怀尔德导演回答她：你的动机就是一万五千美元的周薪。”

哈哈哈————

大家都笑了起来。

伊森接著说：“我当时就在旁边，於是我问导演，那我们的电影又算什么呢？

比利当时揪住我的脖领子说道：听著小子，电影要么让人笑，要么让人哭，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

伊森摊手，表示自己对电影的理解，和比利怀尔德一样。

“可是他拍了《倒扣的王牌》，那电影把美国梦撕的粉碎，比任何新浪潮电影都残酷。”

特吕弗马上反驳道。

伊森耸耸肩说道：“人都是复杂的，也许那时他就是想告诉观眾什么是新闻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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