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清妍没有说话，手指停在纸上，一动不动。那行字写得很清楚：“刘震系刘长河之子。1923年生，母赵氏，后改嫁，刘震隨继父姓。”她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了几秒，然后继续往下看。

刘长河说，他不知道刘震什么时候跟境外搭上了线。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刘震告诉他，如果他不帮忙，那些东西就会被交出去，他这些年做的那些事，也会被翻出来。他帮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他知道这是错的，但他停不下来。他怕刘震出事，怕自己这些年做的事被翻出来，怕自己晚节不保。他一边帮刘震做事，一边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每一次都不是。他把那些情报从张远手里接过来，通过邮递员送到红旗镇，再从红旗镇转到境外。他知道那些情报会被用来对付自己的部队，但他告诉自己，不会出大事。

审讯员问他：“你知道那些情报会害死多少战士吗？”

他沉默了很久，说：“知道。”

审讯员又问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做？”

他没有回答。审讯记录到这里就断了，只剩下一片空白。

冷清妍放下那张纸，拿起另一份。这是沈队长送来的刘震审讯记录。王教官站在一旁，轻声说：“刘震那边也开口了。沈队长让人送来的。”

冷清妍翻开，目光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刘震比他父亲扛得久，从早上六点四十分被带进审讯室，到晚上八点才开口。审讯员问什么他答什么，不问就不说，说了也不多说，像是在挤一条乾瘪的牙膏。但审讯员有的是耐心。他们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从边防三团的哨位问到红旗镇的联繫人，从红旗镇的联繫人问到干休所的电话，从干休所的电话问到那些包裹里的东西。刘震的回答越来越短，沉默越来越长，到最后，他什么都不说了。

审讯员把那些照片摆在他面前，把那些通话记录摆在他面前，把他父亲刘长河的供述摆在他面前。他盯著那张纸看了很久，很久，然后闭上眼睛。

“是我做的。”他说。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他从四年前调到边疆军区就开始跟境外的人接触。那些人找到他的时候，他以为只是做点生意，赚点钱。后来他知道了，但已经出不来了。他知道那些情报会害死多少人，但他没有办法。他父亲刘长河帮他遮掩，帮他把情报传出去，帮他跟红旗镇的人联繫。他知道这是错的，但他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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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员问他：“你父亲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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