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广播站转播了这条消息。从京市到各省会城市，从省城到县城，从县城到公社，广播的声音层层传递，最后连那些偏远山村的喇叭也响了起来。有的村子喇叭坏了，大喇叭外壳裂了，纸盆破了，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但是广播员的声音还是从那些破损的缝隙里挤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高考恢復了，高考恢復了。”

消息就这样传遍了大江南北。那些在田埂上插秧的年轻人，那些在工地上搬砖的年轻人，那些在工厂里操作机器的年轻人，那些在兵团里开荒的年轻人，在同一时刻停下了手里的活。他们直起腰抬起头，眼睛里映著广播喇叭的方向。有人手里的镰刀滑落在地，有人搬著的砖头掉下来砸了脚，有人操作机器的手骤然停顿。他们听著那些从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听著自己那剧烈得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的心跳。

整个国家沸腾了。不是那种节日的喧闹，是一种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憋了太久的、再也压不住的滚烫。那些在田间地头消耗了青春的人，那些在工厂车间磨平了稜角的人，那些在边疆兵团熬白了头髮的人，那些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走进考场的人，他们的眼中终於有了光。

知青点的消息来得比广播慢一些，因为知青点没有喇叭。消息是公社通讯员骑著自行车送来的。通讯员老赵蹬著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骑了四十多里土路，在知青点门口跳下来时已经满头大汗。知青们正在地里干活。老赵站在田埂上喘了半天，才扯著嗓子喊了一句：“高考恢復了，高考恢復了！”田野上突然安静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风从田埂上吹过，把他们脸上的汗水和泪水一起吹乾。然后有人蹲下去捂著脸哭了起来，有人把手里的锄头往地上一扔仰天长啸，有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有人一言不发站在那里，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他们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这一天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国。城市里最先反应过来的是一些消息灵通的人。他们把积攒了多年的高中课本从箱底翻出来，书页已经发黄髮脆，有的被虫蛀了，有的被水泡了，但上面的字还依稀可辨。那些课本像宝贝一样被捧在手里，小心翼翼地翻阅。书店门口天不亮就排起了长队。新华书店的门刚开一条缝，人群就涌了进去。高中课本、复习资料、习题集，凡是跟高考沾边的书都被抢购一空。有人抢到了把书紧紧抱在怀里，有人没抢到站在空荡荡的书架前发呆。还有人借了別人的书连夜抄，手抄本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油墨糊了也顾不上，字跡潦草也不在乎，有得抄就行。

工厂里那些已经放下书本多年的工人在午休时间找一切能找到的纸和笔。有人在报纸的空白处写写画画，有人把学过的东西从记忆深处打捞起来，发现大部分都已经还给老师了。他们咬著牙从头开始，从初中的课本开始翻，一页一页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那些已经模糊的知识点在眼前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像退潮后沙滩上露出的贝壳。

下乡知青的反应最为激烈。那些在农村待了多年的知青，接到消息后整夜整夜地睡不著。有人连夜写信回城，让家里把书本寄过来。信写得很急，字跡潦草，有的地方墨水滴了一大团，信的最后写著“越快越好”“等不及了”。有的知青点没有电话，没有电报，只有邮递员隔几天才来一次。等信寄到城里的家，再等家里把书寄回来，来回至少要半个月。时间不够，有人请假回城取书，队长不批假，就跟队长爭，爭不过就哭。哭著说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队长也是一脸为难，最后嘆口气批了假。还有人等不及回城去附近的县城找书，县城书店里早就被抢光了。站在空荡荡的书店里急得团团转，最后敲开当地老师家的门，求人家借几本旧课本。

那些日子，整个国家似乎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高考。工厂的车间里工人在討论，田埂上的知青在討论，火车上的旅客在討论，就连巷口下棋的老头也在討论。有人说考上了就能改变命运，有人说考不上就一辈子待在农村了，有人说拼了命也要考上。这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了。

冷清妍站在情报中心的窗前，听著远处隱约传来的广播声，京市的天空还是灰濛濛的，跟西北的蓝天不一样。但她知道，那些在这片灰濛濛的天空下，有无数颗心正在剧烈地跳动，有无数双手正在灯下书写，有无数双眼睛正在渴望地望向前方。高考的大门终於打开了，她必须守住它，不能让任何人破坏它。那些暗处的人，那些不想让这个国家站起来的人，正在蠢蠢欲动。他们等这一刻也许等得更久，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但她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