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市教育局的红头文件，是在成绩公布后的第六天发出的。文件不长，只有一页纸，但上面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反覆推敲。冷清妍看过初稿，提出过修改意见，又看了一遍，才让教育局正式印发。

文件的核心內容只有几条：任何考生对成绩有异议的，可以到当地教育局申请查分。当地教育局必须受理，不得推諉，不得拖延。查分结果要当场告知考生，如有差错必须立即纠正。如果当地教育局不予办理，考生可以打电话到京市教育局投诉，也可以写信到京市教育局投诉。京市教育局收到任何反馈，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予答覆，绝不拖延，绝不敷衍。文件的末尾，印著京市教育局的电话號码和通讯地址。那行字用了加粗的字体，在红头文件上格外醒目。

这份红头文件被复印了无数份，从京市发往各省，从各省发往各市，从各市发往各县，从各县发往各公社。每一级教育局都在第一时间把文件贴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大门口的公告栏上，办公楼走廊的墙壁上，招生办公室的门板上。那些红纸黑字在初冬的风里哗哗作响，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有人站在公告栏前把文件从头读到尾，有人只记住了那个电话號码，有人抄下了地址。

京市教育局专门腾出了一间办公室，门口掛上了“招生考试信访办公室”的牌子。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几张办公桌靠窗摆著，桌上放著几部电话，墙角堆著几摞信纸信封。四个人坐在这间办公室里，两个人负责接电话，两个人负责处理信件。他们是从教育局各个科室抽调来的，都是老同志，责任心强，脾气也好。

电话从第一天就开始响了。刚开始是零零星星的几个，后来渐渐多了起来，到了第三天，那两部电话几乎就没有停过。铃声此起彼伏，接线员刚放下听筒，另一部又响了。有人问查分要带什么证件，有人问申请查分有没有时间限制，有人问如果对查分结果还是不满意怎么办，也有人什么也不问，电话接通了就开始哭，哭够了说一句“谢谢你们”，然后掛了。

信件也是每天都有，厚厚的一摞，用麻袋装著送到办公室来。写信的人来自天南海北，有工整的字跡也有歪歪扭扭的铅笔字，有洋洋洒洒好几页的长信，也有只写了几行字的纸条。有人把自己的准考证號抄了三遍，怕写错了；有人在信纸背面又补了一句“求求你们了”；有人在信封上贴了八分钱的邮票，邮票贴反了，倒著贴在信封右上角。办公室的几个人每天早早地来，很晚才走。他们把每一封信拆开，按地区分类，把问题记录下来。能当天答覆的当天就答覆，答覆不了的先登记，等问清楚了再答覆。近处的，他们就直接让职工骑自行车去当面答覆。远处公社的，就打电话到公社，请公社主任帮忙通知考生。

“当天答覆”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的信是上午到的，他们看完信就给考生所在县的邮局打电话，请邮局的人帮忙转告；有的信是下午到的，他们让职工骑著自行车出了城，骑了几十里路，天黑了才回来。那个职工进门时满身是土，嘴唇冻得发紫，把手里的回执单放在桌上，说了一句“送到了”，转身去倒热水喝。

冷清妍没有去那间办公室看过，但她每天都会问竹青，今天有多少电话，多少信件，有没有需要她处理的。竹青每天去教育局取一次回执单，把上面记录的数字抄下来，回来告诉冷清妍。她听完点个头，继续看文件。

那些打电话、写信的考生中，有人確实发现自己的分数算错了。不是漏加了，是登分时誊错了。一分之差，从落榜变成了上榜，从绝望变成了希望。教育局的工作人员重新列印了成绩单，盖上公章，亲自送到考生家里。那个考生蹲在自家院子里哭得说不出话来，他母亲拉著工作人员的手不肯鬆开。也有考生查完分后发现没有错，只是自己估分估高了。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每一道题的评分標准，把试卷的得分点逐条讲给他听。那人听完了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我明年再考”。

冷清妍听说这些事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她只是翻著竹青带回来的那些回执单，看著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偶尔在某一行的旁边画一个鉤。那是她確认过、同意过、放行过的標记。那些鉤不大，也不潦草，一笔一划很清楚，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张扬，但每一笔都落在该落的地方。

信访办公室收到那封信的时候，已经是成绩公布后的第十天了。信是从邻市寄来的，但信封上的邮戳不是云市的，是邻市一个镇的。工作人员把信封翻来覆去看了几遍，邮戳清清楚楚印著那个小镇的名字。地址写的是云市某个偏僻的山寨，从那个山寨到寄信的这个镇，要翻好几座山，走两天两夜的山路。一个住在深山里的女孩，怎么会跑到隔壁市的镇上去寄信？工作人员觉得不对，把信夹在一份当天的信访简报里，送到了主任桌上。主任看了看，也觉得不对，让人送去了情报中心。

竹青把信展开，信纸很薄，是那种最便宜的稿纸，格子印得歪歪扭扭，纸张发黄。字跡倒是工整，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墨水的顏色深浅不一，像是写完一行蘸一次墨水，用了好几种不同的墨水。信写得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有些字的笔画被反覆描过，纸面磨出了毛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