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韜在电话那头並未给出准信，既没一口回绝，也没当场应承，只是一如既往地严谨，让江振邦先把郎先平的文章送去首都，他需亲自过目。

至於能不能讲，在哪里讲，看了东西再说。

而江振邦掛了电话，就安排兴科的保卫干事，將那份足以在学界和政界引发地震的报告复印封存，连夜送往京城。

至於王文韜此前给他布置的那份的命题作文，江振邦再次推迟了提交时间。

一方面是利用郎先平这篇报告投石问路，打草惊蛇。

另一方面，江振邦也是受郎先平启发，有了新的感悟，他需要將对方报告中残酷的现实案例，融合进自己对於监管架构的顶层设计中，做最后的精修与完善。

与此同时，大西区的调研工作也在这种紧锣密鼓的节奏中加速推进。

隨著车轮碾过大西区每一寸坑洼的路面，隨著那个黑色笔记本上记录的文字越来越密，江振邦心头的巨石也越发沉重。

了解得越深，便越觉棘手。

大西区的困境是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死局，绝非兴寧那种单一维度的经营难题。在这里，单纯推行国企產权改革，亦或是强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异於隔靴搔痒，根本无法触及病灶。

问题早已扎堆，甚至可以说，已经彻底打成了死结。

在兴寧，一家企业不行，换个厂长，给点资金，搞个新產品，或许就能起死回生。但在大西区，这一套行不通。

这片不足四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企业密度高得令人窒息。几百家大中型工厂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起，高耸的烟囱与低矮的家属楼交错混杂，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犬牙交错。

道路狭窄拥堵，大型货车进出维艰，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更为致命的是，这里的基础设施大多还是几十年前苏联援建时期的底子，地下管网早已锈蚀老化，跑冒滴漏严重，电力负荷更是远远无法满足现代化工业生產的需求。

很多企业，即便江振邦能利用兴科集团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將它们从icu里救回来，但受限於逼仄的地理空间，它们也根本无法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產。

再加上数不清的退休职工、沉重的“企业办社会”负担、盘根错节的三角债链条……

这根本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或者什么体制问题。

这是城市规划出了大问题，是產业布局到了寿终正寢的阶段，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都已经坏死。

在这种环境下搞改革，就像是在一艘即將沉没的破船上修补漏洞，补好一个，旁边又漏了三个。

即便救活了一两家明星企业，也无法阻止整艘船下沉的趋势。

如果不进行伤筋动骨的彻底手术，这些企业就算现在改制成功，过两年依然会被恶劣的外部环境拖死。

破局的钥匙在哪里？

江振邦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著远处灰濛濛的天空，脑海中浮现出歷史上大西区涅槃重生的路径——土地財政。

那是2002年之后的故事了。

彼时，隨著国土资源部確立土地储备制度，全面推行经营性用地招拍掛，奉省和奉阳市决定：让大西区与成立於1988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隨即，“东搬西建”的大幕拉开。大西区辖区內所有工业企业，向西侧广阔的经开区整体迁移，而在老城区腾退出的这片核心区域，商业价值开始井喷。

大批开发商挥舞著支票簿蜂拥而至，商业广场、高档写字楼和现代化住宅区拔地而起。

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的巨额財政收入，不仅偿还了国企累积几十年的歷史债务，更为安置数十万下岗职工筹集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用未来的钱，解现在的困。

这是一条被歷史验证过的路。

但问题在於，现在是1996年。

江振邦很清楚，此时此刻，国內的商品房市场尚处於萌芽阶段，福利分房制度虽已摇摇欲坠却尚未彻底终结。土地的商业价值还远未被市场充分挖掘，开发商们囊中羞涩，老百姓的购房意识也未觉醒。

没有2001年的国资土地管理通知，没有2002年的招拍掛规定，土地財政的政策和法律地基尚是一片空白。

此时强行推动“东搬西建”，腾出来的地卖给谁？卖不上价，巨额的搬迁费用和安置成本又由谁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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