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收支勉强平衡，预计本年度赤字约在八百万至一千万劳动马克之间，我们计划通过严格控制非必要行政开支、以及视情况增发少量短期债券来弥补。

共和国的经济就像一个大病初癒的人，能下地走路了，但还不能跑，身体还很虚弱。

我们的財政基础依然脆弱，严重依赖国內经济的持续恢復和与苏俄物物交换带来的隱性收益（例如，苏俄的粮食和石油，实际上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本需用於进口的外匯）。

任何外部衝击或內部动盪，都可能打破这个脆弱的平衡。”

韦格纳认真地听著：

“也就是说，我们还在『爬坡』阶段，远未到『平地』。你这个预算，是把钱主要花在了基础建设和『教育、研发上了，这是对的。

不过，我有个问题，”

韦格纳看向希法亭，

“对於农业，尤其是缓解『剪刀差』的具体投资，体现在哪里？”

希法亭显然早有准备，立刻回答：

“主席同志，关於农业，预算中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对各地的农机厂的进一步投资，使其年產能得到进一步提升，重点生產中小型拖拉机和配套农具，以成本价供应给农民同志。

第二，设立一项『种子与化肥专项补贴基金』，用於平价向农民提供良种和化学肥料。

第三，將部分与苏俄同志交换来的木材和钢材，优先用於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和粮仓修缮。

这些支出，分散在工业投资、物资调配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项目中，没有单独列出大项，但总占比不容忽视。”

韦格纳满意地点点头：

“好，要的就是这个信心和扎实的工作。规划很详细，思路也清晰。记住，我们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能让共和国筋骨更强壮、让人民看到希望的地方。爬坡虽然累，但每一步都算数。”

“是的，主席同志。”希法亭肯定道，“根据这个预算和执行情况，只要政策对头，不发生大的意外，我们有信心在今年让工业恢復水平再提升五到八个百分点，农业產量稳定增长，届时財政状况会得到实质性改善。”

送走了希法亭，韦格纳还没来得及喝口茶，秘书诺依曼便再次通报，农业人民委员威廉·博尔曼已在门外等候。

“主席同志！”博尔曼的声音洪亮的问好。

“博尔曼同志，你来得正好。”

韦格纳热情地招呼他坐下，

“希法亭同志刚走，我们正谈到农业和『剪刀差』的问题。你这位管土地的委员，说说看，咱们地里的庄稼，下一步的政策该怎么走，既能让群眾满意，又能確保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產资料，真正掌握在国家手中？”

博尔曼显然有备而来，他掏出一个磨旧了的笔记本，神色比刚才更加严肃了一些：

“主席，您提到了点子上。我们之前推行『麵包与土地』计划，將地分给农民，是出於斗爭的需要，是为了砸碎封建和容克地主的枷锁，迅速贏得农民的支持。

但现在，政权初步巩固，是时候考虑更长远、更根本的制度了。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仅效率低下，抗风险能力弱，更重要的是，土地私有制本身就是滋生新的社会分化的温床！时间长了，难免会出现新的土地兼併和僱农。”

博尔曼翻动著笔记本，提出了想法：

“我和农业委员会同志们的意见是，必须明確一个根本原则：

一切土地所有权属於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土地买卖和私人置换。 这是杜绝未来出现新地主、巩固无產阶级专政经济基础的关键！”

“在这个根本原则下，”

博尔曼继续阐述，

“我们下一步农村工作的核心，就是大力推动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不同层次的农业生產合作社。 但这同样不能搞『一刀切』和强迫命令，要循序渐进，让农民看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我们目前的设想是，分几步走：

第一步，继续巩固和推广『互助组』。这在现阶段不触动土地归属，易於接受。

第二步，也是现阶段的重点，是引导建立『土地国有、集体耕种的初级合作社』。”

博尔曼详细解释道，

“明確宣布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但將土地的长期、稳定的使用权赋予合作社集体。

合作社在国家指导性计划下，统一经营这些土地。

收穫的农產品，除了以实物或货幣形式按规定上交国家的农业税，留足合作社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剩余部分完全按社员投入的劳动量进行分配。

这样，既实现了土地公有，防止了土地资本化，又通过『按劳分配』保证了社员的积极性。”

“第三步，在未来条件具备时，再考虑更高级的集体化形式。”

韦格纳认真听著，不时点头，他插话道：

“你这个思路是对的，抓住了根本。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不能再是某些人的私有財產。

我们必须把这条最重要的生產资料牢牢掌握在代表全民的国家手中。 同志们提出的『国有、集体用、按劳分』的初级合作社模式，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