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落里，一个一直沉默的、穿著皱巴巴外交部礼服的老人—— 前帝国外交官，现“临时政府”外交顾问，里夏德·冯·梅特涅 用冰冷的声音说：

“质问他们？或许我们该问问自己，赛佩尔主席，冯·特拉尼茨將军，还有在座的诸位……

当你们签署那些清洗名单，批准那些未经审判的处决，鼓励『家园卫队』『採取一切必要手段恢復秩序』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吊死在路灯杆上的工人领袖，那些在监狱地下室被拷打致死的学生，那些仅仅因为怀疑同情红色就被当街射杀的普通市民……

他们的同志、家人、朋友，会怀著怎样的怒火拿起武器？”

他环视著一张张惨白或铁青的脸：

“柏林广播里说的『血债血偿』，不是空话。

外面那些进攻的士兵，很多人的兄弟、父亲、邻居就死在我们签署的命令下。他们不会接受投降，至少不会接受我们这些人的投降。这场战爭么残酷，不是因为士兵们多么勇敢，而是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放下枪，就意味著马上要面对行刑队。”

这番话刺穿了这群人最后一丝自欺欺人的幻想。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事实。

从最早镇压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罢工开始，到后来对“德奥合併”支持者的清洗，再到內战爆发后变本加厉的白色恐怖……

在座的这些人，或许没有亲手扣动扳机，但每一份授权扩大镇压范围的文件，每一次对“家园卫队”暴行视而不见甚至默许的决策，都在为那座血债高塔添砖加瓦。

赛佩尔想起了自己批准逮捕的那几十名“煽动顛覆”的记者和教师；冯·特拉尼茨想起了他下令炮击那些被怀疑藏匿赤卫队的工人住宅区；卡塔琳娜女伯爵眼前闪过她亲自表彰过的、那个以“高效率清理红色分子”而闻名的“家园卫队”支队长的脸……

现在，討债的人来了，就在几百米外，用步枪、刺刀和炸药，一笔一笔地清算。

“所以……”

冯·特拉尼茨放下手，脸上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我们没有退路，也没有求饶的资格。要么在这里等死，要么……”

“要么什么？突围？”

赛佩尔神经质地笑了一声，

“靠谁？靠外面那些连无线电都接不通的残兵？还是靠我们这几千个残兵游勇？”

“或许可以尝试……分散，偽装，”

一个参谋军官怯生生地提议，

“混在平民里……”

“平民？”

卡塔琳娜女伯爵尖刻地打断，

“你看看我们！谁能偽装成平民？我们的脸早就在他们的通缉令上了！就算能混出去，巴黎会收留一群败军之將、政治垃圾吗？伦敦？华盛顿？別做梦了！”

又是一阵沉默。只有头顶隱约传来的、越来越近的，像是建筑倒塌，工兵在逐层爆破清剿的闷响。

“加强核心防线。”

冯·特拉尼茨最终开口，声音恢復了军人最后的刻板，

“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包括文职，分发武器，固守最后的防线。

销毁所有机密文件，尤其是……那些处决名单和命令原件。”

“再给巴黎发最后一份电报，”

赛佩尔有气无力地对通讯官说，

“告诉他们……维也纳即將陷落，但我们战斗到了最后时刻。请求他们……看在上帝的份上，至少照顾我们的家人。”

赛佩尔已经开始在安排后事了。

通讯官默默点头，转身走向发报机。

其他人开始机械地行动起来，有的去检查武器，有的踉蹌著去焚烧文件柜里的纸张，火焰在铁桶里燃起，映照著他们失魂落魄的脸。

他们曾是操控这个国家命运的人，如今却成了自己编织的血色罗网中，无处可逃的困兽。

对他们而言，时间的尽头，不是投降的白旗，而很可能是地下室某个角落，一声清脆或沉闷的枪响。

地堡外，革命军的枪炮，正一下下，敲打著这最后的防线。

那声音，听在他们耳中，如同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