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革命成功奇蹟的震撼与压力下，苏俄在推动世界革命的理想与保卫並建设孤岛的现实之间剧烈摇摆，內部路线斗爭因德国的革命成功而深刻重塑。

1918年11月，当德国基尔水兵起义、斯巴达克同盟暴动的消息传来，克里姆林宫一片欢腾。

这被视为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实现，是俄国革命不孤单的明证。

列寧称之为 “欧洲革命终於爆发的决定性曙光” 。

然而，德国革命並未完全遵循布尔什维克的剧本。

从西线成功起义並解放全国的韦格纳没有立即建立纯粹的苏维埃专政，而是广泛联合社会民主党左翼、甚至利用了旧军官团；

韦格纳拒绝《凡尔赛和约》但也没有立即宣布与苏俄结盟；其经济政策显得更为务实灵活。

这引起了以 尼古拉·布哈林 和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纯正派”的疑虑，认为这可能是“小资產阶级的妥协革命”。

列寧虽也抱有疑虑，但他更看重德国革命瓦解协约国干涉力量、提供巨大战略缓衝的现实价值。

列寧力主：“先抓住这个盟友，再影响它的方向。”

苏俄成为最早承认德意志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苏俄与德国都面临波兰的敌意。

但苏俄红军正深陷內战当中，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党內会议上確立了苏俄的首要目標是生存下去。

德国革命的逐步稳固，使苏俄能將更多精力转向东方和南方的白军，同时，德国军队在西线极大的牵制了波兰精力，德国的军事实力迫使波兰政府不得不將更多的军队调往德波边境来进行军事对抗。

1919年共產国际一大召开，德国派出代表李卜克內西参会，但在涉及各国支部绝对服从莫斯科决议等问题上表现出保留意见。韦格纳政权在实际外交和具体政策中，始终保持了高度自主性。

这让季诺维也夫等人感到不快。

1919-1920年，

儘管韦格纳政府向苏俄同志发出了许多报告和建议，苏俄还是如同歷史上一样与波兰爆发了战爭。

但苏俄党內还是受到了德国的些许影响。

华沙战役前，托洛茨基曾通过秘密渠道，强烈要求德国在西部发动牵制性进攻，甚至提供了一些沙俄遗留的黄金作为“谢礼”。

韦格纳婉拒了，他给托洛茨基的理由是德国国內的革命成果巩固工作尚未完成，但德国政府却加大了通过立陶宛铁路对苏俄物资的援助力度。

1921年，苏俄面临严重的经济崩溃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

在党內会议上討论转向更宽鬆的新经济政策时，德国的劳动马克改革和农业合作社试点成为列寧支持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论据。

列寧在会议上指出：

“就连在工业发达的德国，韦格纳同志也採用了灵活的经济手段来巩固革命政权，我们有什么理由固守僵死的教条？”

这使得新经济政策在党內的阻力小於歷史上。

苏俄內部悄然形成对德国经验的两种看法。

以 布哈林和部分经济干部为代表的一派，开始系统研究德国的革命和经济过渡形式。

而以托洛茨基和共產国际为代表的一派，则更欣赏德国在匈牙利、奥地利表现出的“革命输出”魄力，认为苏俄也应更积极的参与到对世界输出革命的道路中来。

1921年初 - 1921年中

德国在梅梅尔、匈牙利连续取得成功，尤其是对奥地利革命的渗透和干预，展现出了高效而冷酷的地缘政治手腕。

这既让苏俄欣慰，也有一丝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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