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5日，莫斯科火车站

整座火车站已被红旗覆盖。

从月台到站前广场，三千名红军仪仗队员沿道路两侧肃立，崭新的军装与上了刺刀步枪在晨光中泛著冷冽的光泽。

高音喇叭里循环播放著《国际歌》和《华沙曲》的混编交响乐，还加入了德国工人作曲家新近创作的《红色莱茵河》。

站台上，苏联方面的迎接团队已经就位。

站在最前方的不是列寧——他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出席这种露天仪式——而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苏共党內选择托洛茨基作为迎接韦格纳的考量：

在这个架空的1922年，苏联党內权力格局与真实歷史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相似之处在於：列寧病重，继任者之爭暗流涌动；不同之处在於，德国红色政权的存在和成功，极大地强化了“世界革命派”的政治资本。

作为红军缔造者和苏波战爭实际指挥者，托洛茨基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无人能及。

面对德国这个拥有强大军事传统的盟友，由军人出身的托洛茨基出面接待，符合苏联军方“对等原则”的心理需求。

在国际声誉上，托洛茨基是共產国际早期主要理论家之一，在欧洲左翼运动中享有崇高声望。由他迎接德国代表团，能向国际共运传递“莫斯科-柏林轴心坚不可摧”的信號。

与史达林侧重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德国目前表现出的革命输出姿態存在潜在共鸣。

目前的苏共状態是，史达林掌控党组织，季诺维也夫把持共產国际，托洛茨基主导军事外交——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暂时平衡住了苏共高层的態势，是列寧病重时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

由托洛茨基主持外交盛典，史达林负责国內安保和后勤，季诺维也夫则筹备明天的共產国际专题会议，各得其所。

此刻，托洛茨基身披军大衣，双手背在身后，

“列车准点到达吗吗？”

他问道。

契切林看了看怀表：

“按德国同志最后一封电报，应该在一分钟后进站。”

话音刚落，远方的汽笛声穿透晨雾。

一列深绿色涂装的专列缓缓驶入视线，车头悬掛著两面旗帜：

左侧是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红底金徽旗，右侧是苏联的镰刀锤子红旗。

列车停稳时，车门开启。

第一个踏上月台的是卡尔·韦格纳。

韦格纳穿著简洁的灰色双排扣大衣，左胸別著一枚小小的“304高地起义纪念章”。

“欢迎来到苏维埃，韦格纳同志！”

托洛茨基上前说道，同时伸出右手。

韦格纳握住那只手，回应：

“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托洛茨基同志。能在列寧同志缔造的国家与您握手，是我的荣幸。”

站台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仪仗队指挥官高喊：“致敬——！”

三千把刺刀同时抬起，军乐队奏响两国国歌，先是《国际歌》，接著是《工人马赛曲》。

托洛茨基按礼仪介绍苏联方人员。

当介绍到季诺维也夫时，这位共產国际主席对韦格纳说：

“柏林电台的信號在莫斯科越来越清晰了，韦格纳同志。这是好兆头。”

“希望我们的思想交流也能如此清晰。”

韦格纳微笑回应。

接下来是德国代表团成员亮相。当托洛茨基看到十二人组成的医疗团队携带著大量专业设备下车时，他的表情出现了极其细微的变化——他特意与医疗组长格奥尔格博士握手，

“感谢你们带来的科学礼物。苏联人民珍视德国同志的情谊。”

欢迎仪式进入下一环节。

按照预案，本应是简短的站台致辞后直接乘车前往克里姆林宫。

但托洛茨基做出了一个临时决定：

“韦格纳同志，如果您不疲倦，莫斯科的工人们希望亲眼见到您。”

托洛茨基指向车站出口方向，

“从车站到克里姆林宫的五公里道路旁，有十万莫斯科市民自发聚集。

我们可以乘敞篷汽车，让人民看到社会主义德国的领导人。”

韦格纳毫不犹豫：“这是莫大的荣幸。让人民看到，德国和苏联的领导者都站在他们中间。”

六辆敞篷吉斯牌汽车驶到站前。韦格纳与托洛茨基同乘第一辆，车头並排插著两国国旗。

当车队驶出车站广场，从白俄罗斯站到特维尔大街，五公里长的道路两侧人山人海。

工人们举著“欢迎德国同志！”“莫斯科-柏林友谊万岁！”的標语牌；学生们挥舞著纸制的两国小旗；

韦格纳举起手向人群致意。

这个动作引发了更大的欢呼。

他隨即用刚俄语单词高喊：

“谢谢！同志们！”

人群中爆发出惊喜的回应：

“德国同志会俄语！”

车队以步行速度前进。沿途，韦格纳注意到许多细节：人群的衣著虽然简朴但整洁，孩子们脸颊红润；街道两旁的建筑正在修復，脚手架隨处可见。

“苏联同志们的重建速度令人钦佩。”

韦格纳对托洛茨基说。

“四年了。”

托洛茨基望著街景，

“从內战爆发到现在，每一天都是战斗。但至少，”他转回头，“一切都好起来了，不是吗？”

车队驶过红场时，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彩色穹顶在秋阳下熠熠生辉。

韦格纳抬头望去，看到克里姆林宫斯巴达克塔楼上的红星——比后世记忆中的尺寸小一些，但同样鲜艷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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