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夏，法国，巴黎

香榭丽舍大街的奢华与圣丹尼郊区工厂的烟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地勾勒出第三共和国的撕裂。

由於未能从屈辱性的《凡尔赛和约》中获得预期中的德国巨额赔款与资源，更因东方那个红色巨人拒绝履行条约义务，法兰西的財政窟窿与经济贫血只能依靠变本加厉的殖民掠夺来勉强填补。

印度支那的橡胶、北非的磷酸盐、西非的矿產、马达加斯加的农產品……被更残酷地榨取，利润却更多地流入垄断財团与军火商的口袋，用以维持庞大的殖民军队和镇压当地此起彼伏的反抗。

在国內，战爭债务的阴影未散，通货膨胀侵蚀著无產阶级的劳动所得，法国国內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也在市场中挣扎。

社会上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

对此，资產阶级的应对是双重的：

一方面，持续加大对社会反抗力量的维稳投入。

法国对警察力量进行了扩充，政治警察的活动经费大增，对工会、左翼团体特別是法共的监视、渗透、骚扰和选择性司法起诉成为常態。

议会上，加强“公共秩序”和“反顛覆”立法的呼声不绝於耳。

另一方面，一种混杂著民族主义復仇情绪、反议会民粹主义和排外思想的极端右翼思潮开始在某些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中產阶级、退伍军人团体和部分知识分子中抬头。

他们抨击法国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怀念想像中的“强大法兰西”，將一切问题归咎於“內部的叛徒”（共產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外部的敌人”（红色德国、犹太资本等）。

然而，1914-18年那场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战爭留下的惨痛记忆和“白羽毛”耻辱並未消散，普遍的、深刻的厌战情绪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制约著任何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冒险企图，也使得极端民族主义的鼓譟暂时难以真正主导国策。

在这片经济失血、社会紧张、思想焦灼的土地上，法国共產党，连同它所传播的思想，正以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方式生长。

圣丹尼区，法共总部一间烟雾繚绕的办公室。

墙上並排贴著马恩韦列的画像，以及一张醒目的红色德国宣传画，画面是工人在新建的住宅区前微笑。

让诺比几年前从柏林归来时显得更加成熟了，他此刻正面对著一场法共內部激烈的爭论。

“……里尔的罢工又被警察和工贼破坏了！

我们的人受伤，骨干被抓！仅仅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保障都如此艰难！”

一位来自北部的產业工人出身的委员激动地拍著桌子，

“资產阶级国家机器不会给我们任何实质性的让步！

议会里的那些社会党叛徒，除了空谈什么也给不了！我们必须准备更激烈的斗爭形式，学习苏联同志和德国同志最初的方式！”

他的发言得到了部分人的赞同，尤其是那些经歷过残酷罢工镇压、对议会政治彻底失望的基层斗士。

法共內部日益清晰的革命行动派的声音愈来愈占据上风。

他们强调街头动员、总罢工、工人武装自卫的必要性，认为只有通过超越法律框架的群眾直接行动，乃至最终的革命起义，才能打破国家机器。

但立刻就有人反驳这种观点。

“同志，我理解你的愤怒。

但请看看现实！法国不是1917年的俄国，也不是1918年崩溃的德国！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虽然问题重重但控制力仍然强大的资產阶级共和国，它有遍布全国的警察、忠於政府的军队、复杂而富有弹性的政治体系，还有根深蒂固的共和传统在部分民眾中的影响。

盲目冒险只会导致我们最优秀的同志白白牺牲，让党再次被宣布为非法，陷入万劫不復的境地！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共和国提供的选举政治空间，与社会党左翼、激进工会结成选举联盟，在市镇、省乃至国民议会中贏得席位，通过立法斗爭改善工人处境，扩大党的影响力和合法性，逐步夺取政权！”

这是 议会斗爭派 的核心论点。

他们深受法国悠久的议会政治传统影响，认为在法国这样的政治文化中，通过选举贏得政权是更现实、代价更小的道路。

他们警惕任何可能让党被贴上暴力顛覆標籤的行动，主张更为文明和合法的斗爭策略。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