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4月中旬，日內瓦湖畔，某后世知名中立国提供的秘密谈判地点

会议室內却涌动著看不见的激流，长桌两侧，代表著两个法兰西——资產阶级共和国与无產阶级革命——的谈判代表相对而坐。

法国政府一方，以內政部副部长、资深官僚拉法耶特伯爵为首，辅以外交部、陆军部的官员，神情竭力保持著旧日贵族的矜持与“国家代表”的威严，但眼底深处藏著难以掩饰的疲惫与焦虑。

法共一方，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谈判特使米歇尔·杜邦为首，身边是负责军事和工会事务的同志，以及均以非官方身份作为观察员列席的德国与苏联代表。

拉法耶特伯爵清了清嗓子，率先拋出政府的“诚意”：

“先生们，共和国政府怀著最大诚意，希望结束这场令所有爱国者痛心的衝突。

我们提议：

第一，革命武装立即在所有区域放下武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由政府军接管地方防务，確保国內秩序。

第二，在此基础上，政府將颁布特赦令，承认贵党为合法政党，享有参与各级议会选举的完全权利，並释放政治犯。

第三，成立一个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国家復兴委员会』，討论经济与社会改革事宜。这是共和国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包容与和平的出路。”

杜邦面无表情地听完拉法耶特伯爵的话，立刻回应，

“伯爵先生，您提出的不是和平，是单方面投降。

我们的回应如下：

第一，全面停火可以討论，但必须是对等的、同步的。政府军必须首先停止一切进攻和清剿行动。

第二，放下武器？我们放下武器，然后等待被解除武装、被逮捕、被审判吗？

巴黎、里昂街头的血跡还未乾。我们要求工人赤卫队及我方现有武装力量，作为维持我方控制区秩序、保障人民权利的合法自卫力量，其组织与指挥权必须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留。

作为对等，政府可以保留其军队，但必须解散那些专门用於镇压人民的宪兵特勤队和极端右翼民兵。

第三，仅仅给予选举权是不够的。鑑於目前法国实际存在的『双重政权』局面，我们要求，在制宪会议和国民议会选举中，我方必须获得不低於一半的席位。

並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而非諮询委员会。

联合政府总理一职，应由我方提名或经双方协商產生。下一届政府，应由选举结果决定，我们提议可以探索一种基於任期和协商的、有序的政权轮换机制，而非资產阶级一家垄断。”

“一半席位？保留武装？还要组阁？”

政府方的陆军部代表脸涨得通红，

“那乾脆把政权交给你们就好了，还谈什么？

你们这简直是等於让我们把共和国拱手相让！

武装团体必须解散，这是不容討论的原则！议会席位应通过自由选举公平產生，岂能事先分配？”

“公平？”

杜邦冷笑著，

“在资本家控制媒体、金钱、国家机器的情况下，何来的公平？

我们控制的区域，生活著无数的工人农民，他们难道没有代表权？

至於武装……如果政府军的枪口不再对准人民，我们的武装自然主要用於建设和自卫。

问题的根源，在於你们要先放下指向工农阶级的屠刀。”

由於再次事件上双方並未达成一致，只能先搁置等后面再议。谈判隨即进入具体领域，爭吵更加白热化。

关於经济与社会政策，法共提出：

立即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和农民收入保障；

对关键行业实行国有化和工人参与管理；

徵收高额累进税和遗產税；废除针对工农的歧视性法律。

政府方则坚持“市场经济原则”、“保护私有產权神圣不可侵犯”，只愿承诺“研究改善劳工福利”、“提供农业补贴”，对国有化议题避而不谈，强调“稳定优先”。

关於外交与殖民地上的问题，法共要求：

立即停止在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支那、北非的掠夺性政策和血腥镇压，给予殖民地人民更多自治权利，逐步减少直至取消从殖民地的不平等吸血，將资源用於改善法国本土工农生活。

政府方一听这个议题，立刻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脚：

“殖民事务是法兰西的內政和主权，不容谈判！

殖民地为共和国提供著不可或缺的资源和市场！”

拉法耶特伯爵语气激动，

“没有殖民地，法国的经济將崩溃！”

杜邦毫不退让：

“正是这种掠夺，养肥了巴黎的財阀，却让法国本土的工人和殖民地的人民共同承受苦难。

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係，是法兰西获得真正新生的前提。”

而关於国际关係，法共要求法国退出针对德国和苏联的敌对包围圈，解除相关贸易壁垒，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关係。

政府方在此问题上受英美压力极大，仅含糊表示“愿与所有国家保持正常关係”，但坚决拒绝任何可能被视为“背离西方阵营”的承诺。

谈判陷入僵局，每日的会议都在重复和激烈的爭辩中度过。

政府代表越来越焦躁，他们发现法共代表不仅立场坚定，而且对经济、法律、军事细节极为熟悉，提出的方案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就在谈判代表在日內瓦唇枪舌剑的同时，法国国內的“边打边谈”策略显露出越来越大的威力。

在中央高原和南部山区，法共游击队利用接触带来的相对稳定期加紧渗透、组织和发动群眾。

他们以“土地归耕者”、“工厂归工人”为口號，在广大乡村和许多中小城镇，成功地夺取了大量的基层政权，建立了由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和革命党人主导的“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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