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策酿成了具体的人才悲剧，其中一例颇具象徵意义。

卡尔·冯·施密特博士，一位在理论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德国犹太裔学者，因在1924年公开批评红色德国初期某些压制学术自由和强化军备的政策，被柏林大学解除了教职。

面临职业困境，他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出了求职申请，该校物理系对其才华颇为赏识。

然而，他的申请在美国移民局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审核官员在他的档案上写下了决定性的批註：

“申请人此前长期居住於红色德国，儘管声称因政治批评遭解僱，但其思想背景无法核查，存在潜在的意识形態污染风险。

依据1924年移民法修正案第x条，建议拒签。”

普林斯顿大学的斡旋也未能成功，卡尔·冯·施密特博士旋即动身前往法国，后在法国国內的衝突中死亡。

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內，美联储的实际掌舵者、纽约联储主席班杰明·斯特朗，正领导著美国货幣管理当局进行一场无比艰难的平衡表演。

到了1927年，美联储面对的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被地缘政治、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內泡沫紧紧缠绕的死结。

他的目標互相矛盾：

一是维持低利率政策（將贴现率保持在3.5%左右）。

这是为了帮助英国维持金本位制——英国若因资本外流放弃金本位，可能导致英镑崩溃，引发欧洲金融地震，进而严重衝击本就脆弱的美国出口和持有大量欧洲资產的美国银行。

二是抑制国內股市和资產泡沫。

过低的利率和汹涌的欧洲热钱是股市狂飆的主要推手，泡沫破裂的风险与日俱增。

三是应对开始抬头的国內物价上涨压力。1927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了3.8%，通胀苗头已现。

提高利率能冷却股市、抑制通胀，但可能导致欧洲资本加速撤离美国回流本土以获取更高利息，这会直接击垮正在苦苦支撑的英国和法国金融体系，最终仍会通过贸易和金融链条反噬美国。

维持低利率虽能暂时稳定欧洲，却是在给国內的投机烈焰浇油。

1927年7月，在纽约联储的一次高度机密的核心会议上，斯特朗的焦虑表露无遗。

他对著与会的少数大银行代表和联储官员说道：

“先生们，我们就像在暴风雨中的钢丝上行走。一边是深渊，另一边也是深渊。

如果听任欧洲资本继续这样无节制地涌入，我们的股市迟早会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自我了断。

但如果我们现在收紧信贷、提高利率，欧洲——特別是伦敦和巴黎——可能会先於我们崩溃。

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或许只能寄托在……柏林自己犯下大错。

如果他们的计划经济实验失败，出现严重的短缺、停滯或混乱，那么一切关於『另一种道路』的幻象就会破灭，资本流动的方向和世界的信心才会真正回到我们这边。”

会议室里一片沉寂，片刻之后，一位来自摩根银行的代表插话，他引用了刚刚获得的、尚未公开的经济数据：

“斯特朗主席，请原谅我打断您。但根据我们最可靠的估算，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去年的实际国內生產总值增长率，大约是8.3%。而我们美国去年的增长率，是2.1%。”

话音落下，会议室陷入了更长久的的沉默。

数据本身比任何辩论都更有力。

他们所依赖的“对手自败”的希望，在数字面前显得如此渺茫。

斯特朗只是望向窗外曼哈顿林立的摩天大楼，那些资本主义力量的雄伟象徵，此刻仿佛也蒙上了一层不確定的阴影。

美国人脚下的钢丝，似乎震颤得更加厉害了。

美联储所试图维持的脆弱平衡，不仅关乎利率与匯率，更关乎两种体系竞爭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信心的延续。

而时间，確实是並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