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在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斯诺再次见到了让诺。

与起义期间那个眼神锐利、决策果断的革命军事领袖相比，眼前的让诺显得略微疲惫，但目光依旧沉静有力。

让诺的办公室由旧市政厅的一间会议室改造而成，墙上掛著大幅的法国地图和工业生產进度表，桌上堆满了文件。

“斯诺同志，听说你这几个月走了不少地方，看了不少事情。”

让诺请斯诺坐下，亲自倒了两杯水，

“感觉如何？我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斯诺接过水杯，

“令人震撼，让诺同志。

我看到了一个阶级被彻底推翻后，一个社会试图从头重建的宏大实验。

我看到了普通的工人、农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那种小心翼翼又充满热情的参与感。

我也看到了物质的匱乏和分配的艰难，但也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体组织和动员能力。

我看到了旧世界的渣滓被社会主义的人民所改造和清算。”

让诺缓缓点头，

“是的，斯诺同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巴黎公社的鲜血告诉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那些被处决的人，手上沾满了劳动者的血汗。

公开审判和处决，既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威慑，更是为了让千百万受压迫者看到，压迫者的力量並非永恆，他们是可以被审判、被击败的。”

让诺的话锋一转，

“但是，对清算本身有时超出对具体罪行的关注，也是我们必须警惕和引导的。

革命暴力必须精確地切除病灶，而不是盲目地摧毁一切。

这正是我们请德国同志来协助的原因之一。

他们比我们更早经歷了这个阶段，他们的监察和司法体系，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將革命原则与程序理性结合的方法。”

斯诺深以为然，他提到了米勒里，以及米勒里所展现的那种务实、有序且充满建设性热情的態度。

“他让我对德国的实践產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也正是我前来向您辞行的原因，让诺同志。

我计划前往德国，继续我的观察和记录。而且，”他顿了顿，

“我向米勒里同志表达了希望有机会採访韦格纳主席的愿望。”

听到韦格纳的名字，让诺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表情，那里面混杂著真诚的敬意、深刻的思索，以及一丝近乎学生对导师的仰慕。

“韦格纳主席吗……”让诺的声音变得郑重起来，

“他是一个很难用简单语言概括的人。如果你见到他，第一印象可能和那些资產阶级报纸的妖魔化宣传恰恰相反。

他没有那种盛气凌人的领袖派头，穿著极其朴素，说话带著一种深入浅出的幽默感，喜欢用农民和工人都能听懂的比喻。

如果你在柏林街头遇见他，如果不认识他的面孔，你可能会以为他是一个温和的学者，或者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

“但是，当你和他交谈，聆听他的思想，观察他的行动，你就会感受到一种磅礴的、彻底的歷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一种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思考一切的坚定立场。

他深刻懂得，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谁掌握生產资料，是谁决定国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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