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被韦格纳话语中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清晰的思路所震动。

於是，他转换话题，问到当前国际形势：

“主席先生，法国革命的成功和目前波罗的海地区的动盪，似乎標誌著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进一步推进。

您如何看待这一进程？德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否意味著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衝突不可避免？”

韦格纳重新点燃一支烟，靠回沙发背，

“歷史的潮流，总是曲折向前，但大方向是阻挡不住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特別是它那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加上它对內剥削大多数劳动者、对外掠夺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本性，必然不断激起本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反抗。

法国、波罗的海的人民起来追求社会主义，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是活不下去或者看不到希望之后的必然觉醒，不是我们坐在柏林办公室里能煽动出来的。

我们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正义斗爭，这是无產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义务，也是道义所在。”

“至於德国的角色，”

韦格纳转回头，目光炯炯，菸头的红光在指间明灭，

“我们首先得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根本。

把德国建设成一个成功的、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彰显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就是最好的宣传，最有力的支持。

我们自己搞好了，別人就会来看，来问，来学。

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经验教训——注意，是分享，不是灌输；

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帮助——但绝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指手画脚。

每个国家的歷史、文化、经济条件、阶级力量对比都不一样，革命和建设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

我们探索的这条德国道路，也只是根据德国具体情况得出的一种可能性，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模板。

苏联有苏联的做法，法国有法国的特点，將来其他地方也会有它们的特色。

百花齐放嘛，只要根本目標一致——消灭剥削，解放生產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体路径可以也应当多样化。”

“关於衝突这个问题，垄断资產阶级和旧世界的势力，当然不甘心失败。

他们恐惧社会主义，仇恨我们。

从我们1918年起义那天起，封锁、顛覆、暗杀、舆论污衊、经济绞杀……什么手段没用过？

现在法国又红了，波罗的海也起了火，他们能不跳脚嘛？

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包围、遏制、破坏，甚至寻找机会进行武装干涉。

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做好一切准备，包括最坏的准备。

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防工业、我们人民的组织动员和精神防线，都是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保卫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权利。

但是，” 韦格纳的话锋一转，

“我们並不主动寻求衝突，更不想打什么输出革命的招牌去挑衅。

我们主张不同国家和平共处，平等交往，做生意，搞文化交流。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要靠更发达的生產力、更公平的分配、更丰富的文化生活、更幸福安寧的人民生活来证明。

这是一场长期的、综合性的竞赛。

我们相信，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歷史会做出最终的选择。当然，”

韦格纳笑了笑，

“如果反动派一定要把战爭强加给我们，那我们也只好奉陪到底，並且坚信人民战爭必胜。”

接著，斯诺抓住宝贵的时间，问了一些关於经济建设、科技规划、工农联盟、青年培养等更具体的问题。

韦格纳的回答总是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喜欢用生动朴实的比喻，绝少引经据典的枯燥。

谈到正在执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他说：

“就像给咱们德国这个大病初癒的人制定个营养计划和锻炼方案，不能指望一天吃成个胖子，得先固本培元，有步骤地发展重工业这个骨架，同时也要让农业、轻工业这些跟上来，满足人民生活。

急了不行，乱了更不行。”

谈到对科技的巨大投入，韦格纳的眼神发亮：

“这是给未来投资，是摘取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资本主义搞科技，首先想的是怎么赚钱，怎么造更厉害的武器打人。

我们搞科技，首先想的是怎么减轻人的劳动，怎么征服自然造福人民，怎么为共產主义准备物质技术基础。

当然，国防需要的也得搞，但不能本末倒置。”

谈到青年，他更是神采飞扬，用手比划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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