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张辅的质问如同重锤，一记记狠狠砸在于谦心头，震得他气血翻涌。

这位四朝元老、战功赫赫的英国公，此刻花白的鬍鬚因怒而颤，眼神里的失望与斥责，比任何利刃都更伤人。

于谦怔怔地愣在原地，身躯微微晃动了一下，宽大的官袍下摆扫过冰冷的金砖地面，带起一丝无声的凉意。

他原本坚毅的眼神，渐渐被复杂的情绪填满——有委屈，有不甘，有对过往抉择的復盘，更有被冠上“忤逆”罪名的茫然。

于谦张了张嘴，喉间滚动著千言万语，想要辩解，可话到嘴边，却又重重咽了回去。

在绝对的皇权面前，在“君为臣纲”的铁律之下，任何解释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

奉天殿內的金砖歷经百年风雨，寒意早已渗入肌理，此刻透过单薄的官袍，丝丝缕缕钻进骨髓，冻得于谦指尖发麻。

他能说什么？

说自己拥立朱祁鈺，是为了断绝瓦剌以天子要挟大明的念想？可在朱祁镇眼中，这便是趁他身陷敌手、覬覦皇权的铁证。

说自己坚守京师，是为了保住太祖太宗披荆斩棘创下的基业？可在回京的天子看来，这不过是为文官集团窃取权柄铺路的藉口。

说自己秉持“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古训，並非背叛，而是为了天下苍生？可在皇权至高的朝堂里，君就是社稷的象徵，背离君王，便是无可辩驳的“忤逆”。

于谦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沉思与自我怀疑，过往的一幕幕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

土木堡的噩耗传来那日，京师的天仿佛都塌了。

五十万大军覆没的消息像瘟疫般蔓延，朝堂之上哭喊声、爭论声此起彼伏，乱作一团。

有人瘫坐在地，直呼“天亡大明”；有人捶胸顿足，痛斥王振误国；更有翰林院侍讲徐珵，以天象示警为由，公然提议南迁金陵，避瓦剌锋芒，话音刚落，便引得不少趋利避害者附和，一时间“南迁之议”甚囂尘上，人心惶惶到了极点。

那时，孙太后心急如焚，一面紧急派人去探查皇帝行踪，一面下懿旨立年仅两岁的朱见深为太子，欲亲自垂帘听政，稳定大局。

可满朝文官都清楚，“主少国疑”乃是乱世大忌，两岁的幼主如何能统领百官、抵御强敌？

更何况孙太后虽有太后之名，却无经天纬地之才，平日里深居后宫，对军政事务一知半解，由她垂帘听政，非但难以支撑危局，反而可能让朝局更加混乱。

更重要的是，孤儿寡母掌权，极易被宦官或外戚左右，文官集团多年苦心经营的权力格局將荡然无存，这是他们绝不愿看到的结果。

而朱祁鈺作为留守京城的亲王，虽有一定权势，却无稳固的班底和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正是文官集团眼中“可控、听话”的理想人选。

自己当时牵头联合王直、陈循等大臣联名劝进，固然是出於“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的考量，为了儘快稳定政局、凝聚人心，可何尝没有顺应文官集团诉求的成分？

他于谦是三杨一手提拔起来的骨干，早已深深扎根於文官集团之中，他的抉择，註定无法完全脱离这个集团的利益羈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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