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和小吴编辑没有前后眼。

自然是不知道，在他们离开之后，车站广场附近，居然会引发那般的喧闹阵仗。

他们更加不清楚，陕省新晋诗人作家余振，投稿《故事会》25篇故事的消息，已经先行一步，迅速在沪市文化圈子病毒般传播开来。

绍兴路74號，与《故事会》同一座大院办公的另外两家期刊，《收穫》、《上海文艺》，编辑部內几乎同时接到了消息灵通人士的致电通报。

言及他们两家单位隔壁，冷不丁上演如此一起期刊界放卫星级事件。

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

余振在文学小说创作领域名声不彰。

但要论及其去年冬天里，接二连三发表在《诗刊》上面的那数首现代诗佳作。

那可绝对绝对属於是能让文化圈子內外如数家珍级別。

尤其是那一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春节期间更加是一跃成为，全国机关厂矿，军、地、民等等，各类企事业单位喜迎新春，搞文艺匯演庆祝期间，几乎必备的一首诗歌朗诵佳作。

也因此，乍然听闻自家隔壁居然跟余大诗人勾搭上。

而且还是乍一出手，直接就从余大诗人手里得获25篇故事作品投稿。

於是乎，还不等余振隨小吴编辑赶回社里。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两家兄弟期刊单位，已经扎堆来了一群老编，衝进了《故事会》编辑部，嚷嚷著索要余大诗人的故事作品一观。

不只是绍兴路74號大院內如此。

相隔不远的绍兴路54號《青年一代》，稍远一些的长乐路 672弄 33號《文化与生活》、《旅游天地》，淮海中路 622弄 7號《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漕溪北路 595號《电影新作》，岳阳路 168號《上海戏剧》，华山路 351弄《上海艺术家》……

隨著余大诗人的突然抵沪，以及他那被传言描绘得越发夸张的25篇故事会投稿作品，迅速成为沪市眾多期刊杂誌编辑部里討论的焦点话题。

1979年，改革元年。

论及改革春风吹拂的力度强劲与否。

沪市文艺圈，积极热烈响应国家在文艺战线『双百方针』指导思想，积极在文学期刊作品出版创新领域探索求真，锐意寻求新突破的干劲。

那绝对是放眼全国超一流的集团式求变节奏。

小吴编辑得知余振居然年龄上还要小她一岁，心中对余作家的敬仰钦佩程度，无形之中又拔高了一节，加之她自己也还只是个见习期编辑，越发在余作家面前拿不起任何责编的架势了。

“余作家同志，咱们是直接回杂誌社先，还是去招待所安排你住下先呀？”

“我都行，吴编辑你看著安排就成。”

“行，好的，那没问题的，你四十多小时的长途旅行，舟车劳顿的肯定也是疲惫不堪了，咱们先去招待所给你安排好住所，等下午休息好了，到时我再去招待所带你去编辑部那边……”

“没问题。”

这年头可没什么计程车隨时招呼。

吴珂坐公交车来的火车站，余作家挑著扁担，行李一大堆，她挺想给安排辆车接送一番的，可惜本事不济，没能力给搞来车辆接送，就挺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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