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们三个是什么身份？在贾怀仁的定性里，他们是“临阵脱逃”、“煽动譁变”、“杀人灭口”的凶犯！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在那个年代，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指控，尤其是这种涉及“政治错误”和“刑事犯罪”的指控，其分量是极其沉重的。组织上首先要採信的，自然是“领导干部”的匯报。

於是，一场看似程序严谨、实则结论先行的调查“顺利”展开。胡大鬍子、柱子和另外那个倖存兄弟，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刚从死亡的边缘捡回半条命，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没等来组织的抚慰，等来的却是冰冷的手銬和“隔离审查”的通知。罪名是现成的，而且严重得嚇人：战时临阵脱逃、煽动譁变、蓄意谋杀革命同志。

任凭胡大鬍子在昏暗的审讯室里如何怒吼，如何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字字血泪地讲述如何被拋弃，如何在绝境中挣扎求生，如何为了活命与狼群搏斗，如何在山口与贾怀仁等人狭路相逢、对方如何先拔刀相向……他的每一句真话，在办案人员听来，都成了“狡辩”、“抵赖”，是“企图推卸罪责”。

他的愤怒，被看作“態度恶劣”；他的悲愤，被视作“表演”。有时候，真相併不复杂，但在权力的碾压和预设的立场面前，真相反倒成了最脆弱、最不被接受的东西。

刘枸和田定作为“受害者”和“见证人”，一次次地被传来作证，指认大鬍子等人的“罪行”。案卷越来越厚，所有的证据链条（至少是纸面上的）似乎都指向了胡大鬍子三人。

至於贾怀仁最初进山的真实目的？谁还关心呢？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这个“版本”必须成立，才能维护某些东西，比如“组织的威信”，比如“领导的顏面”。

最终，处理结果“顺应民意”、“大快人心”。贾怀仁副主任，虽然在带队过程中“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估计不足”，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鑑於其在拉练中“发现了重要的日军侵华罪证”，在遭遇突发毒气事件时“处置基本得当”，特別是在面对“暴徒袭击”时“立场坚定，勇於斗爭”，经研究决定，给予……通报批评（轻描淡写），並“建议其在以后工作中加强学习，改进作风”。

而主要的责任，自然由“罪魁祸首”胡xx等人承担。他们被正式批准逮捕，等待他们的，將是无產阶级专政的“严厉审判”。

牛角山的积雪，终於在春风下慢慢消融，露出下面黝黑的土地和去冬的枯草。山外的世界，仿佛也隨著季节更替，恢復了表面的平静。

报纸上可能出现了不起眼的小块文章，表彰某县民兵拉练中“发现歷史遗址”的“成绩”，对其中发生的“意外伤亡”和“个別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表示“痛心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