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三十的雪还没停，风从沟里灌进来，刮著窑洞的纸麻窗，呜呜地响。

杜丽丽抱著那包年礼往回走，脚步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咯吱、咯吱。远处院外偶尔传来一两声鞭炮，碎碎的，飘在风里，听著更冷清。

她的单身窑洞在文化站最里头，窑洞门虚掩著，推开的瞬间，一股冷气扑面而来，比外头还凉。

杜丽丽抱著那包年礼站在门口愣了一瞬——火灭了，屋里跟冰窖似的。

她把东西放在炕沿上，先去灶膛边蹲下。伸手探了探，灰是死的，连点热气都没剩。早上走的时候还压著火，想著晚上回来续上，一整天热闹下来，忘得乾净。

墙角堆著几根柴，她拣了两根细的，又撕了半张旧报纸，划了三四根火柴才点著。火苗窜起来的时候，她盯著那点光看了好一会儿，直到烟气呛得眼睛发酸，才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屋里静得能听见风颳窗户的声音。

晚饭时的热闹还在脑子里晃：一盆粉条熬白菜，中间浮著几块肥肉；黄米饭、杂麵饃，糊糊面煮得稠稠的。干部们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敬酒、拜年。她坐在角落，捧著碗，吃得慢，心里却清楚——自己是被调下来改造的，和他们不一样。

座谈会上，站长当眾表扬她，让她念诗。她站起来，声音不高，却稳稳念完了《新春的旗》。掌声不算热烈，但实在。她能感觉到，有人是真心，有人只是应付。

散场时，站长递过来的那包东西很轻，却又很重：

屋里慢慢热起来。她把那包年礼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炕桌上：水果糖、红布、年画、掛麵、土豆。

东西不多，摆开来也就占了小半个桌面。红布叠得整整齐齐，她展开看了一眼，两尺见方，鲜艷得扎眼。

窗外又传来几声鞭炮响，稀稀拉拉的，像谁家孩子等不及天黑透了。她侧耳听了听，又没了声。风把窗户纸吹得一鼓一鼓的，缝隙里透进来的寒气正好扑在背上。

她在炕沿上坐著，也拉灯，就那么坐著。外头的雪还在下，在地上铺了淡淡一层白。灶膛里的火光一明一灭，照得墙上那张像也一明一灭的。

白天的热闹一过，夜里的孤独就冒了出来，像这窗外的风，钻心、钻骨头。

她想起年初的事。

父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到赣省干校农场劳改；母亲受牵连，遣返回原籍。她自己也因违反纪律，从《黄原文艺》编辑部调到这偏远公社，职位降了，编制还在，但一切，却像从天上摔进土里。

这一年，她硬扛著。乡下的日子苦，习惯了；別人的眼光，她也习惯了。只是夜里静下来，心里还是空。

下半年，在王满银的鼓励下，她开始写东西。王满银在回信，鼓励她、指点她。她试著把稿子寄回黄原，没想到真的发表了几篇，还有几首诗上了刊物。

因为成功发表了文章，诗歌，她在柳岔文化站的日子总算好过许多，站长不再派体力活，也有时间外出採风，但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也不知道坐了多久，腿都坐麻了。她起身去点了煤油灯，灯芯捻到最小，就著一小圈光，从抽屉里往外掏东西。

报纸摊开在桌上，一张一张的。《黄原文艺》有三张，《群眾文化》有两张，《黄土地》有一张。每张上头都有她的名字，铅字印的，整整齐齐。她用手指摸了摸那几个字，指尖能感觉到微微的凹痕。

旁边是一叠退回来的稿子，最上头那篇《雪夜的塬》，题目旁边用红笔批了几个字：“调子太低，不宜採用。”

她翻过去，下一篇《窑洞里的灯》，批的是：“个人情绪过重，再改。”再翻，再翻，每一篇都有批语，每一篇都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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