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的犁庭扫穴，持续了整整三个月。

这三个月，对於关东、河北、河东等地的五姓七望及其附庸势力而言，无异於一场漫长而血腥的凛冬。

五十万大军如同一台冷酷无情的巨碾，在“巡新政使”和地方新任官吏的指引下，反覆碾压著这片土地上一切旧有的、与新朝格格不入的秩序。

反抗的，被碾碎。

隱瞒的，被挖出。

盘根错节的，被连根拔起。

阳奉阴违的，被揪出严惩。

每一天，都有曾经显赫的庄园被查抄封门，有堆积如山的田契、帐册、借据被拖到州府衙门前当眾焚烧，有面色惊惶的“隱户”被登记造册，领到属於自己的身份木牌和一小块土地，眼中犹自带著不敢置信的茫然。

而更多的，是血。是菜市口、是衙门前、是庄园空地上，一颗颗滚落的人头，和喷洒在黄土上的、尚带余温的鲜血。

那不仅是反抗者的血，更是旧时代规则的残骸，是世家门阀高高在上、超然於国法之外的傲慢与特权，被无情戳破、碾碎后流出的脓汁。

当反抗的成本变得如此之高，高到需要付出一族乃至数族的生命与全部財富时，再坚固的联盟，再深厚的底蕴，也开始从內部瓦解。

博陵崔氏，第一个公开、彻底地宣布无条件服从朝廷一切新政。

崔氏族长，那位曾与卢承庆一同入宫、试图“面陈”的崔敦礼，亲手在州府衙门前，当眾焚毁了家族最后一批隱匿田產的地契清册

並交出所有藏匿人口的名单，宣布解散大部分依附的庄客、部曲，只保留法律允许范围內的僕役。

崔家庞大的產业被拆分、变卖，用以补缴歷年积欠的赋税和罚款。

曾经门生故吏遍河北的崔氏，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虽然保住了部分核心族人的性命和少量合法財產

但政治影响力荡然无存，彻底退出了权力的核心舞台，成为一个富足的、却再无实权的商贾之家与耕读传家的普通士绅。

滎阳郑氏、太原王氏紧隨其后。他们甚至比崔氏更彻底，主动献出了大量“自愿捐输”的田產、商铺给朝廷，以换取家族主要成员的平安。

郑氏交出了歷代积累的、与各地粮商、漕运关係密切的帐册和人脉，王氏则“主动”拆分家族，將大部分旁支析產分家，化整为零，以规避朝廷对“族產过大”的限制。

曾经显赫数百年的门第，在屠刀和铁律面前，选择了最现实的生存之道——以巨大的財富和影响力为代价，换取血脉的延续。

范阳卢氏，这个曾以“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自詡的家族，在卢承庆呕血病倒、族中接连有核心子弟或被问斩、或被下狱后，终於也支撑不住。

新任的卢氏主事者，在徐达大军兵临范阳城下时，出城三十里，肉袒牵羊，以最屈辱的投降礼节

献上了象徵家族权力的印信和所有田產、户籍、財富的详细帐册。

徐达没有杀他，但卢氏数百年的积累被抄没近半，族中子弟凡有官职在身或被查出有劣跡者，尽数被罢黜、下狱、流放。

卢氏，这个曾经的政治巨兽，被彻底拔去了爪牙，打碎了脊樑，虽未灭族，但也只剩下一具庞大而空荡的躯壳，在恐惧与贫困的边缘挣扎。

赵郡李氏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也更为世人所瞩目。

一方面，他们是五姓七望之一，同样遭受了新政铁拳的严厉打击。

在赵郡本部，李氏的田產被大量清查、没收，隱户被释放，多名与朝廷对抗的族人被问斩，家族势力一落千丈。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与长安那位曾经的“天可汗”、如今的唐王李世民，有著无法完全切割的同源关係。

李世民那句“收手吧”的警告，虽然迟了些，但也確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至少，李氏在彻底崩溃前，內部出现了严重分裂。一部分较为“识时务”的族人，在最后关头选择了与主家切割，主动向朝廷投诚，举报、交出家族隱匿的財產

並积极配合新政，甚至出面“劝说”仍在顽抗的族人。这部分人，虽然也损失惨重，但至少保住了性命和部分家业。

更重要的是，或许是看在李世民最后那点“面子”上，或许是杨恪觉得对李氏的敲打已经足够，又或许是李氏“认罪”態度相对“诚恳”

在经歷了最初的雷霆打击后，朝廷对李氏的后续清算，相较於其他几家，略微“宽鬆”了一些。

没有进行那种“连根拔起”式的清洗，而是集中在惩罚首恶、没收非法所得、拆分过大族產、限制其政治影响力上。

李氏的底蕴遭受重创，风光不再，政治特权被彻底剥夺，家族內部也分崩离析，但核心血脉和部分合法產业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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