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专案组兵分三路，像撒出去的渔网，悄然覆盖了整个林城。

第一路，由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检察官带队，他们换上笔挺的西装，开著租来的奥迪a6，偽装成从上海来的投资商，大摇大摆地开进了那个已经烂尾多年的“北方杜拜”开发区。

开发区的管委会大楼，玻璃幕墙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门口的喷泉早已乾涸，里面长满了杂草。整个园区，除了风声，听不到一丝人语。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四十多岁、头髮稀疏、眼袋浮肿的招商办副主任，是当年李达康提拔的，后来因为站错了队，被发配到这里看大门。

一听是上海来的大老板要考察，这位副主任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领著他们满园区地转悠，指著一片片长满荒草的空地，吹得天花乱坠。

“老板，您看这块地，黄金地段！当年规划的是七星级酒店！旁边那块，亚洲最大的室內滑雪场！还有那个，已经封顶的，是我们的『林城之眼』，三百六十米高，建成后將是整个华北地区的地標！”

“那怎么都停了？”偽装成老板的检察官，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软中华，递过去一根。

副主任接过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混杂著嘲讽的笑。“老板，您是明白人。这规划，是规划。当年李书记在的时候，口號喊得震天响，『三年超深圳，五年平浦东』。银行的贷款像流水一样地批下来，地也征了，楼也起了。后来李书记高升去了京州，新来的领导有新思路，这摊子……就没人管了。”

“那钱呢？”

“钱？”副主任吐了个烟圈，压低了声音，“一部分，变成了这些钢筋水泥。另一部分嘛……呵呵，变成了当年那些『功臣』们在京州、在上海、甚至在香港的房子、车子和票子。”

另一路人马，则脱下制服，换上最普通的便服，走进了当年被征地的几个村庄。村口的大槐树下，几个老人正凑在一起下棋。检察官们买了几瓶水和一些零食，就势坐下，跟他们拉起了家常。

起初，村民们还很警惕，一问三不知。但当检察官“无意”中透露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老家拆迁时也遇到了补偿不公的问题后，一个断了条腿的老汉，终於忍不住开了腔。

“补偿？狗屁的补偿！”他把手里的拐杖往地上一顿，“我们村几千亩的好地，一亩给八百块钱就打发了！说是建开发区，让我们以后都进厂当工人，住楼房。结果呢？地没了，厂子没建成，楼房盖了一半就成了鬼楼！我们去找市里，去省里，没用！人家说，这是支持市里的大项目，是为改革做贡献！谁敢再闹，就是破坏发展大局的反动分子！”

而侯亮平自己，则將目標锁定在了一个叫常松年的退休老干部身上。常松年是林城本地人，当过副市长，因为在开发区项目上和李达康意见相左，被后者用一个“生活作风问题”的由头，硬生生逼得提前退了休。

侯亮平没有通过任何官方渠道，而是托人打听到常松年每天下午都会去市里的古玩市场遛弯，他便换了一身行头，也装成一个爱好者，在市场里“偶遇”了常松年。

两人从一个明代的青花瓷片，聊到宋代的官窑笔洗，越聊越投机。最后，侯亮平把他请到了一个僻静的茶馆。

三杯茶下肚，侯亮平才看似无意地提起了当年的开发区。

常松年端著茶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抬起眼皮，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盯著侯亮平看了足足有半分钟，才缓缓开口。

“年轻人，你是省里来的吧？”

侯亮平没有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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