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敲字的速度越来越快：

“它將一场由国家机器发动、军队系统执行的种族灭绝暴行，转化为个体士兵的『道德选择』问题。仿佛只要有一个角川『良心发现』，那三十万人的死亡就获得了某种『意义』，侵略罪行就得到了某种『平衡』。这不是人性探索，这是用虚假的人性敘事，稀释歷史的血腥浓度。”

“鲁川在採访中多次强调：『我不想再拍魔鬼，我想拍人。』这句话听起来很崇高，但在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上，它暴露了导演根本性的认知错位——那些参与屠杀的日本兵，他们首先是战犯，是侵略者，是施暴者，然后才是『人』。”

“先確立他们作为歷史罪责承担者的身份，再探討他们身上可能残存的『人性』，这是歷史敘事的底线。而鲁川做了什么？他顛倒顺序：先塑造一个『迷茫、乾净、有良知』的年轻士兵形象，再让他『见证』屠杀。於是，屠杀成了背景板，角川的『心灵旅程』成了主线。三十万中国人的死亡，沦为烘托一个日本兵『人性觉醒』的布景！”

任夏停下来，深吸一口气。这些观点在前世已经在他心中酝酿多年，如今终於有机会系统地表达出来。

他继续调取电影片段——角川自杀的那场戏。

“影片结尾，角川在释放两名中国倖存者后，举枪自尽。鲁川想用这个结局表达什么？战爭的荒诞？人性的救赎？不，这个设计暴露了更深层的问题：它试图用一个日本兵的自杀，完成对整场侵略罪行的『象徵性赎罪』。”

“多么廉价的救赎！一个虚构的日本兵死了，三十万真实的中国亡魂就能安息了吗？军国主义的罪责就能被洗刷了吗？这种敘事策略，本质上是为歷史罪责寻找一个『可承受』的情感出口——看，也有『好日本人』，他们也痛苦，他们也用生命『谢罪』了。於是，歷史被简化为善恶个体的对抗，系统性的暴行被淡化为『战爭悲剧』。”

“最令人不安的是，鲁川为这种敘事披上了『艺术探索』的外衣。黑白影像被解读为『纪实美学』，角川视角被包装成『人性深度』，整部电影被一些评论誉为『中国电影的思想突破』。但我想问：突破的底线在哪里？当艺术的『创新』建立在对歷史真实的扭曲之上，这还叫艺术吗？”

他调出电影中那段备受爭议的“默片式屠杀”场景。

“这场戏，鲁川抽掉了所有声音，只有黑白画面中人群如麦秆般倒下。影评人夸讚这是『冷静的震撼』，是『艺术的克制』。但让我们拆解这个选择：为什么抽掉声音？因为真实的屠杀现场有枪声、惨叫、哭嚎。抽掉这些，就是在抽掉歷史的具体性，就是在將暴力美学化、抽象化。”

“这不是克制，这是逃避。逃避对暴行声音的直接呈现，逃避对受害者痛苦的真实还原。用形式主义的『沉默』，替代了对罪行声音的追索——这种技法上的取巧，暴露了导演面对歷史重量的怯懦。”

任夏的文档已经写了三千多字。他活动了一下手腕，继续。

“鲁川曾说，他想把这部电影送到日本，作为『防疫剂，防止的是人性的霍乱』。这句话暴露了导演最大的认知误区：在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歷史事件中，首先需要被『防疫』的，难道是抽象的『人性霍乱』吗？不，是军国主义思想，是侵略罪行，是至今未能彻底清算的歷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