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老城区的石板路在雨中泛著冷光。李卫东拐进一条窄巷，后背紧贴著湿漉漉的砖墙，听著远处传来的脚步声——至少三个人，脚步声沉重，是成年男性。

周文渊给他的地址在河对岸的萨克森豪森区，一座19世纪的老公寓楼。但现在他连美因河桥都过不去，每个桥头都有人守著。

手机又震动了，这次是领事馆刘参赞的加密频道：“李总，你在哪？我们监测到你附近的信號异常，可能有追踪器。”

李卫东低头检查全身。衬衫、裤子、鞋子……最后在奥迪a8的车钥匙上，发现了一个米粒大小的银色装置，正发出极微弱的红光。

张铁放的。从在酒店交给他钥匙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移动的灯塔。

“刘参赞，张铁是內鬼。钥匙上有追踪器，我正在老城区躲避追捕。”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明白了。给你一个新坐標，去这个地方，有人接应。另外……周文渊那边信號消失了。”

“我知道。”李卫东看向档案中心的方向，那里现在应该已经被警察包围了，“他为我爭取了时间。”

“时间不多。Ω基金在法兰克福的能量超出我们预计，当地警方已经接到『协助调查恐怖嫌疑犯』的请求，描述特徵与你高度吻合。”

恐怖嫌疑犯。好手段，这样连领事馆都难以直接干预。

李卫东记下新坐標——一个华人超市的地址，在火车总站附近。他扔掉车钥匙，快步走向巷子深处。雨下大了，冲刷著石板路上的血跡——不是他的，但不知是谁的。

转过两个街角，他突然停下。前方路口停著一辆黑色奔驰，车窗降下一半，里面的人正在抽菸。不是警察，穿著便装，但坐姿笔直，眼神警惕。

李卫东退后两步，推开旁边一家古董店的木门。门铃叮噹作响，店里空无一人，只有满架的旧钟錶在滴滴答答走著不同的时间。

“打烊了。”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里间传来，说的是德语。

“我需要帮助。”李卫东用英语回答，同时快速扫视店內——后门在柜檯后面，但锁著。

老人走出来，七八十岁，戴著单眼放大镜，手里拿著一块怀表。他上下打量李卫东，突然改用中文：“中国人？”

“对。”

“跟我来。”老人没有多问，直接推开柜檯后的门。里面是个工作间，摆满了钟錶零件和维修工具。他走到墙边，挪开一个老旧的落地钟，露出后面的暗门。

“这条密道通到隔壁的咖啡馆，从那里可以进地铁站。”老人递过一把伞，“小心，外面有不少人在找你。”

“您为什么帮我？”

老人指了指工作檯上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年轻时的他，和一个中国男人的合影，背景是上海外滩。

“1948年，我在上海开钟錶店，內战最激烈的时候，是你照片里这个人的父亲，帮我弄到了一张船票。”老人说，“他叫周正明。你是他的朋友吗？”

李卫东看著照片里年轻的周正明，点了点头。

“那就够了。”老人推开暗门，“快走吧，愿上帝保佑你。”

密道狭窄低矮，只能弯腰通过。李卫东走了大约二十米，推开另一端的暗门，出来是个储藏室，堆满了咖啡豆麻袋。他小心地推开门缝，外面是咖啡馆的后厨，两个厨师正在忙碌，没人注意到他。

穿过厨房，进入咖啡馆大堂。正是下午茶时间，客人不少。李卫东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点了杯咖啡，同时观察窗外——街对面，那辆黑色奔驰还在，但车里的人已经下车，正在四处张望。

手机震动，刘参赞发来新信息：【接应点暴露，不要去超市。新计划：乘坐s8线地铁到机场方向，在neu-isenburg站下车，站台上有我们的人。】

李卫东喝了口咖啡，苦涩的味道让他清醒。一切都在对方的监控中，连领事馆的通讯都可能被监听。

他需要完全靠自己。

买单时，他在帐单背面用中文写了一行字：【我需要一台没有登记的手机和一张不记名地铁卡。】然后递给收银员——一个二十多岁的华人女孩。

女孩看了看字，又看了看他，脸色微变。但她没有声张，只是点了点头，指了指后门。

三分钟后，李卫东从后门离开，口袋里多了一台老款诺基亚和一张地铁卡。女孩没收他钱，只说了一句：“注意安全。”

s8线地铁站人潮拥挤。李卫东混在人群中，刷了卡进站。站台上，他看到了林墨——那个哈工大的年轻讲师，正站在自动售货机前买饮料，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

列车进站。李卫东上了第二节车厢，林墨上了第三节。车门关闭的瞬间，李卫东看到追捕者衝进了站台，但已经来不及了。

地铁开动。三站后，李卫东在车厢连接处等到了林墨。

“李总，您没事吧？”林墨压低声音，“我从酒店就一直跟著您，看到了档案中心的事。张队长他……”

“有问题。”李卫东简短地说，“你拍到什么了？”

林墨递过手机。照片很模糊，但能辨认出张铁在档案中心门口与人交谈，对方穿著德国警察的制服，但肩章不对——不是法兰克福警察的標准配置。

“还有这个。”林墨调出一段录音，是在酒店地下车库偷录的，张铁在打电话：“……目標已经上鉤，档案中心那边准备好了。是的，周文渊也在，一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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