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与北方的不同，在於水利工程，在於地理位置，在於海上贸易。

天下资源、权力、利益，就这么多，而“主导性”需要游离於三者之间，儘量使其平衡。

一旦哪一方过线了，就会造成灾难。

皇权过线：杨广与他的十八路反王就是例子，

权力过线：八王之乱、唐朝藩镇，就是典型，

利益过线：就是当前的明朝。

士绅和官员组成的眾多利益集团，在爭抢、瓜分利益的同时，使得利益超过了皇权和地方权力，直接造成了皇权和地方州县无力应对持续的天灾和外敌。

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强势了一段时间，把皇权拉回了正轨，但持续时间不长，而是极端畸形，他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歷史的必然性。

崇禎当政之后，不停的换首辅，换內阁，杀官员，杀將军，但没有用。

因为地方权力和利益集团已经彻底形成，从根本上压倒了皇权。

北方军政集团要面对战爭压力，经济压力，他们习惯性的依赖权力发展自身，以统兵、占地、强权，进行对自身的积累。

南方利益集团则依靠水利工程、无战爭压力的发展期、海上贸易进行快速积累，从宋朝开始，就逐渐形成庄园化半独立运行模式，明朝的“官绅优免”政策，把他们变成了更加强大的“官绅集团”。

从明面上看，

北方军政集团和南方利益集团，都在捞钱，北方捞的是“分化皇权而肥己身”，南方捞的是“攫取国利而壮团体”，归根结底，都是在压榨大明朝的根基底子。

而皇权在势弱又没有钱粮的情况下，失去了应对持续天灾和外敌的能力同时，使其皇权在三者之中瞬间低於了水平线，所得產物便是“农民起义”。

农民军如春笋般冒出来，如果北方和南方停止捞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使得皇权重回水平线之上，內部叛乱很快会平息，

但北方和南方並没有停止，这就造成了“农民起义”在十几年中，无论怎样惨败都会復起，最终成功打进京城的结局。

就算那时，北方和南方依然没有停止“捞”。

现在，

北方的蒙古和建奴两个威胁暂时没了，那么北方与南方的矛盾激化，就无可避免的发生了。

这是典型的外部矛盾淡化內部矛盾。

但问题是，此时皇权势微，根本无法有效处理內部矛盾，这一仗，无论是谁主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无可爭议的会打起来。

周衍就是利用这一点，先收蒙古，再挡建奴，北方军政集团频繁调动，通过朝堂党派矛盾激化地方政权矛盾，给足北方军政集团南下的空閒期。

而周衍通过朝堂党派斗爭，把卢象升按在蓟辽，孙传庭钉在陕西，洪承畴畏缩不前，杨嗣昌身陷泥潭，再把杨文岳、沈世魁、祖大寿拉到自己的战队，

如此，以他为主將的南北之战，便可完全由他主导。

“利用政治手段达成目的，再抽刀子收割利益。”

打天下，很简单，不是吗？

另一方面，

隨著周衍下江南，朝堂上的东南集团也变得惶恐了起来，他们疯狂攻訐温体仁和刘宗周。

使得温党人和东林党人不得不与东南集团打擂台。

温体仁早已料到这样的局面，但他这也正是他稳固自身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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