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曾照顾过李望的护士，那天刚好轮休后第一天返岗。她从前觉得穿白大褂是件体面事，直到亲眼看著一个七岁孩子被抬上返乡的车——不是出院，是回家等死。

她当晚就拨通了表姐的电话。表姐是电视台民生栏目的记者，听完整件事，连夜赶回城里，伏案写稿，標题只用了八个字：《七岁白血病女孩为自己写遗嘱》。

文章发出不到两天，转发破十万。连表姐的主任都悄悄塞来三千块钱，压低声音说：“这早不是新闻了，是一场较量——一边是袖手旁观，一边是伸手拉人。”

钱到帐那天，李望又被送回医院。

此时她已到了必须做骨髓穿刺的阶段。针尖扎进脊椎时的疼，连壮年人都会抖，可她咬住下唇，连哼都没哼一声。

治疗照常推进。很快，第二轮化疗排上了日程。

消息传开后，不少人记起了她——工地上的包工头，还有那个曾推搡过她的女人，都悄悄托人送来捐款，却始终没敢走近病房半步，仿佛怕那双清澈的眼睛，照见自己躲闪的良心。

临考前两天，学校通知期末测试。李望坚持要考。医生劝她静养，她仰起脸，睫毛颤著：“我就坐在床上答，不起来，不跑，不喊。”最后医生嘆了口气，在病床边支起小桌，让她完成了整场考试。

可当晚，她突然蜷成一团，冷汗浸透病號服，腹痛如绞。护士衝进来时，她正死死抓著床单，指节泛白。

抢救室的灯亮了整整三小时。

手术台上，她断断续续交代完最后几句话：“把我的眼睛……给住院部东楼那个总坐窗边的小男孩……他看不见光，我想替他看看。”

话音落，心电监护仪变成一条平直的线。

这个总爱扎羊角辫、会给蚂蚁让路的小姑娘，静静闭上了眼。

后来，李奶奶在医院长椅上翻开李望的蓝布面日记本。里面夹著一封信，字歪歪扭扭：“奶奶，爸爸要是哭，你就给他煮碗面，放两个蛋。別让他寻短见。剩下的钱，分给別的生病小孩吧，他们也想活。”

末尾一行，墨跡稍重：“谢谢所有捐钱的叔叔阿姨。如果还能见面，我想抱抱你们。”

“下辈子，我也当个暖手的人。”

七岁的李望走了。可她的名字，还在另一双眼睛里闪著；她的善款，正流进更多药瓶与输液袋里。

或许天使本就不该留在尘世受苦。

她只是提前回了家。

墓碑上刻著她自己写下的句子，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只有六个字，清清楚楚：“我来过，我很乖。”

那年冬天，李奶奶的哥哥也走了。棺木停在李望坟旁，新土挨著旧土，两块碑並排立在山坡上，朝向同一个太阳升起的方向。

哥哥走后不久，李奶奶在镇口废砖厂旁，遇见了瘦小的李玉玉——满身煤灰，抱著一只豁口搪瓷缸討水喝。

没过几年，这家孤儿院的铁门钥匙，就转到了她手里。

她成了这群孩子唯一能攥紧的手。

早些年，也有几位志愿者陪李奶奶在这儿忙活，可后来各自遇上难处，终究没能留下，一个接一个走了。

最后，只剩李奶奶自己咬牙撑著。左邻右舍都晓得她的事，便你搭一把手、我送一口饭、他捎件旧衣，日子就这么一寸寸挪过来，孩子们也一年年长高了。

李奶奶的背越来越弯，腿脚也不听使唤，早不是当年那个能一口气扛两袋米上楼的人了。

好在孩子们都长大了，抢著扫地、挑水、生火、照看小的。

可李奶奶仍不放心——谁干活她都悄悄跟在后头，生怕出错，最后索性自己挽起袖子干到底。

王枫听完王阿姨讲完这段话，胸口像塞了团温热的棉花，闷闷的，又软软的。

旁边的李玉玉早已垂下脸，肩膀微微发颤，眼泪一颗颗砸在膝盖上。

王枫懂，这故事里埋著的苦与韧，李玉玉比谁都尝得深；李望心里那根绷著的弦，她也听得最清。

王阿姨说完，目光落向院中奔跑嬉闹的孩子们，嘴角慢慢浮起笑意。

也许她和从前的父亲一样，骨子里就长著一份不声不响的暖意。

正因如此，才甘愿年復一年守在这里，不图名、不图利，只陪著李奶奶和这些孩子，把冷清的日子过出了热气。

三人静坐著，谁也没开口。王阿姨望著啜泣的李玉玉，只是轻轻拍了拍她后背，由她哭个够。

王枫那时忙著完成任务，压根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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