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省城已经是傍晚了。

林惟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桌前，把那两个红色项目的材料又翻了一遍，在石门沟村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该村水源为地表水，易受污染，建议改用深层地下水。

管道铺设需避开岩层，可考虑沿乡村公路埋设，减少施工难度。

资金缺口由省里统筹解决，县里负责组织实施，年底前必须通水。”

写完之后他把材料递给小周，让小周复印分送相关领导和部门，並限期一周內拿出解决方案。

第二天，他又去了那个职业教育园区。

园区在市郊的一片空地上，占地好几百亩，规划得很气派，教学楼、实训楼、图书馆、学生公寓、食堂、运动场，一应俱全，但大多数建筑只完成了主体结构，外墙还没来得及粉刷，红砖裸露著，脚手架还没有拆除，生锈的钢管在阳光下泛著暗红色的光。

工地上冷冷清清的，看不到几个工人，只有几个看门的老头在传达室里打牌，牌摔在桌上的声音啪啪响，在空旷的工地上迴荡著。

几栋已经封顶的教学楼的窗户还没有安装，黑洞洞的窗口像是无数只空洞的眼睛，茫然地望著天空，望著远处正在建设中的新城区，望著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园区的负责人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姓赵，穿著一件皱巴巴的夹克，头髮乱糟糟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是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

他站在林惟民旁边，手里拿著一份厚厚的匯报材料，材料被他翻得边角都捲起来了，但林惟民没有接，只是让他说，说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堵点到底卡在哪个环节，瓶颈到底是钱不到位还是人不干事。

赵负责人张了张嘴，想说的很多，但组织了半天语言，最后只是嘆了口气，指了指远处那几栋空荡荡的教学楼。

“林书记，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项目拖得太久了，久到原来的规划已经不適应现在的需求了。

我们想调整规划，但调整规划要走程序，走程序要时间，时间一拖，施工单位就等不了，施工单位走了，工地就停了。

停了再想重启，比新开工还难，因为原来的合同要变更、原来的材料要处理、原来的工人要重新组织，一来一去，又是一年。”

林惟民站在那栋没有窗户的教学楼前面，仰头看著那些黑洞洞的窗口。

窗口的边缘参差不齐，有的是因为施工误差，有的是因为后来被人为破坏了，砖块从窗口脱落下来，掉在地上碎成几块，野草从碎砖的缝隙里钻出来，绿得发亮。

风吹过那些窗口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这栋建筑在哭泣，在为它被荒废的青春哭泣，为那些曾经在这里挥洒汗水的工人哭泣，为那些本该在这里读书却去了別处的孩子们哭泣。

“规划的事，我来协调。

省里相关部门联合审批，特事特办，不搞串联审批，一次过会，一周之內出结果。

施工单位的事，你来负责。

原来的合同如果无法继续履行，依法解除，重新招標。

工期要倒排，质量要保证，安全要第一。

这个园区不能再拖了，拖到现在已经对不起这片土地了，不能再对不起將来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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