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身走回办公室，把那件外套掛在衣帽架上，从口袋里掏出那些名片一张一张地看过去。

有些名片他记得很清楚——对方说了什么话、做了怎样的手势、眼神里带著怎样的光，他都还记得一清二楚。

有些名片他不太记得了，只是模糊地记得那个人的脸和语气，但具体的名字和头衔有些模糊了。

他把那些名片按照国家和地区分类放进抽屉里，然后在办公桌前坐下来，翻开那个墨绿色的笔记本，在新的一页上写下了一行字：“开放不是別人给我们的机会，是我们给自己创造的可能。

机会需要发现，可能需要创造。

发现靠眼睛，创造靠双手。

眼睛要亮，双手要勤，心要定，路要稳。”

他看了几遍那行字，合上笔记本，关掉檯灯，走出了办公室。

夜色很深很沉，路灯的光在冷空气里凝成一颗颗昏黄的光团，

他走在那些光团之间，影子在脚下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

一会儿跟前面的路重叠在一起，一会儿又跟后面的夜色融为一体，

像是他在这条漫长的路上留下的所有印记，都在隨著他的脚步一点一点地生长、一点一点地延展、一点一点地变成別人也能辨认得出的方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想要躺平的心始终得不到满足。

这边刚有点起色，另一边的电话就来了。

不是宏观的，是具体的；

不是贸易的，是民生的。

他接到任务的时候正在看一份关於数字贸易规则的內部报告，电话响了，接起来之后那头的声音说

“惟民同志，你抽时间下去跑一趟。

最近教育方面反映的问题比较多，课后服务搞了几年了，但有些地方流於形式，教师负担反而加重了，老百姓有意见，基层干部也有意见。

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拿个方案出来。”

他没有多问，说了一个“好”字，就把电话掛了。

放下话筒之后他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目光落在窗外那棵银杏树上。

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那些在初冬的冷风里瑟瑟地抖著，像是一群不肯离开枝头的倔强的老住户。

他在想一个问题——课后服务这个政策，初衷是好的，是为了解决家长接送孩子的“三点半难题”，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是为了让教育回归学校主阵地。

政策初衷是好的，但好政策不一定能带来好结果，中间隔著执行、隔著落实、隔著基层的实际条件和承受能力。

如果执行不到位，好政策也会变成坏政策；

如果落实不走心，好政策也会变成形式主义；

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是以服务大家为目的。

如果不考虑基层的实际承受能力，好政策也会变成压在老师和学生身上的新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