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十二年春，北京。

沈渡从江西回到北京时，正赶上了一场倒春寒。纷纷扬扬的雪粒从铅灰色的天空里簌簌落下来，落在德胜门的琉璃瓦顶上，落在护城河边刚抽条的柳枝上，把刚冒头的春意又压了回去。他骑在马上远远望见德胜门巍峨的城楼时，忽然想起上一次从这道城门下走过，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三年间他去了广西，去了江西，修过关城，筑过堤坝，招抚过流民，走过上万里的路。现在回来了，北京还是那个北京，德胜门还是那个德胜门，但城门口站著的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些人了。

赵老六骑在驴背上，缩著脖子把菸袋锅子往棉袄里掖了掖。他在驴背上顛了大半个月，从江西到北京一路上的驛站条件有限，热水都没洗上几回。他在驴背上往德胜门方向张望了一眼，把菸袋锅子拔出来，哈了口白气：“李爷，你说咱们走了这三年，城里还有人记得咱们吗？”

“记得。”沈渡轻轻夹了夹马肚，走得更快了些。

奉天殿还是那座奉天殿，殿前的海棠树又粗了一圈，枝头的花苞被雪粒裹著还没有绽放。朱棣坐在御案后面，身上穿著一件半旧的深蓝常服，袖口卷到肘弯，露出小臂上那道在东昌留下的旧箭疤。他正在批奏摺，听到殿外通报，把笔搁下抬起头来。沈渡单膝跪地行礼，朱棣没有立刻让他起来。他从御案后面站起来，走到沈渡面前，低头看了他很久。当年在白沟河芦苇盪里活下来的年轻人，如今鬢角已经斑白了，眼角有了深深浅浅的沟壑，左腿站直时的微微僵滯连跪著都能看出来。从永乐元年到现在，他画了大明的万里山河，修了无数城墙墩台，招抚了数不清的流民。但朱棣自己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在夹河大堤上冒雪指挥渡河的藩王了——他的头髮已经全白了，脊背仍然挺得很直，但站起来走到殿门口时，手会下意识地扶一下门框。

“老了。”朱棣说。这个字说得很轻，像是在说自己，又像是在说沈渡。

“陛下龙体安康，何出此言。”沈渡说。

朱棣笑了笑，走回案后坐下来，把案上一份奏摺往旁边推了推。“朕已经六十五了。自靖难以来，朕出塞多少次？五次，整整五次。朕亲自带著骑兵追韃靼，从臚朐河追到斡难河，从斡难河追到土剌河。朕把韃靼打散了，把瓦剌打服了，把阿鲁台打跑了。朕在马上打了一辈子仗，但现在朕老了，马也老了。可是北边还没安定。阿鲁台虽然跑了，韃靼残部还在草原上游荡，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捲土重来。”

他顿了顿，看著沈渡。“朕叫你来，是想让你替朕去塞北走一趟。从居庸关到大同，从大同到河套，从河套到宣府，所有你在永乐初年测绘过的关隘和卫所，都去重新走一遍。看看那些城墙有没有塌，屯田有没有荒，守军有没有懈怠。你在江西招抚流民，把地分给他们种。在宣府和大同，朕这些年也让军户开了不少屯田，但朕不知道他们种的够不够吃，修的城墙够不够结实。你去看看，回来告诉朕。”

沈渡叩首。“臣遵旨。”他抬起头，看到朱棣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那不是一个皇帝看臣子的目光，而是一个打了大半辈子仗的老將，在把自己的身后託付给另一个老兵。

从奉天殿出来，沈渡没有直接回驛馆。他沿著长安街往西走，走到城西那片青砖灰瓦的坊区。这里是靖难阵亡將士家眷的安置坊，每一户门上都钉著一块木牌，上面写著阵亡者的名字和所属卫所。木牌的木头经过了十几年的风吹雨打，好些已经开裂了，但上面的墨字依然清晰。有些木牌旁边掛著住户新换的桃符，上面写著吉祥话，寄託著她们对家人平安的朴素祈愿。沈渡从第一排第一户开始，一家一家地看过去。张铁柱、刘石头、赵大——这些名字都是他在白沟河战后亲手写在军功册上的。他走到其中一户门前停住了。门上写著“郑彪，燕山左卫破城营，阵亡於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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