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糖说，“总有人在另一头帮他拽线。”

华盛顿，白宫。

麦普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前是一份刚从瑞士传来的死亡报告。

汉斯·韦伯，一氧化碳中毒，意外。

麦普一个字都不信。

他拿起保密电话，拨了一个他从未主动拨过的號码。

响了两声，接通。

“教授，韦伯死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静，像一潭死水。“我知道。”

“是你杀的？”

“不是我。是我的一个学生。”

麦普的手指握紧了听筒。

“你的学生太多了。

三十年前那一批，前排后排加起来十四个。

你管他们叫学生，他们管你叫教官。”

“麦普，你也曾经是我的学生。”

“那是三十年前了。

现在我是在任的美国总统。

而你，是一个没有国籍、没有档案、没有身份的人。

你我之间，师生关係在法律上不存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说得对。不存在。所以我不需要对你客气。”

麦普的后背一凉。“你想干什么？”

“我想告诉你三件事。

第一，韦伯死前没有机会说出『鸟舍』的位置。

第二，鸟舍里的人，不需要你去操心。

第三，你的心臟，最近不太好。

白宫的医生给你开的药，你按时吃了吗？”

麦普的心跳漏了一拍。

“你怎么知道医生给我开了药？”

“因为我是教官。”克劳斯的声音依然平静，“教官永远知道学生的一切。

包括他们吃的是什么药。

麦普，你听好。网要收了。

你能活著走出这张网，不是因为你是总统，是因为我让你活著。好好吃你的药。別的事，不要管。”

电话掛断。

麦普放下听筒，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哗作响。他没有关窗，他想让风把自己吹醒。但风只是让他更冷了。

他想起三十年前，克劳斯站在石砌建筑的走廊里，对他说的话。

“想贏的人，最容易输。”他那时候不信。现在他信了。但他更怕的是——他已经输了很多年了，只是没人告诉他。

中海，滨江一號。晚上九点，陈汉生收到了一条来自未知號码的简讯。

“陈先生，韦伯死了。我知道下一个是谁。你想知道吗？”

陈汉生盯著这条简讯，看了五秒。他没有回覆，而是把手机递给方糖。“查这个號码。”

方糖接过手机，开始追踪。三分钟后，她抬起头。“卫星电话。信號源在阿曼湾附近，正在移动。”

“船。”

“对。一艘船。”

陈汉生把手机拿回来，打了几个字：“你是谁？”

回復几乎是瞬间到达。“你的敌人。”紧接著又是一条。“也是麦普的敌人。”

陈汉生沉默了片刻，打了最后一行。“那你可以做我的朋友。”

这次，回復等了更长的时间。足足两分钟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字。“不。”

然后，没有然后了。那个信號消失了，像是沉入了阿曼湾的深处。

方糖看著陈汉生。“你信他说的话吗？”

“信一半。他知道韦伯死了，他知道下一个要死的人是谁，但他不说是谁。他在钓我。”

“钓你什么？”

“钓我去找他。他想让我上那条船。”

方糖站了起来。“你不会去的。”

陈汉生看著她，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

他只是在想，阿曼湾的那条船上，坐著谁。

克劳斯？不。

克劳斯不会用这种方式联繫他。

克劳斯喜欢面对面，喜欢坐在阴影里，让你看不清他的脸。

简讯不是他的风格。

那会是谁？后排七个人中的一个？还是前排还没浮出来的二號、五號、七號？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那条船会靠岸。靠岸的时候，他必须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