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新严肃文学”，来为《潜伏》定位。

他认为，《潜伏》的伟大，恰恰在於它完成了通俗敘事与严肃內核的完美嫁接，从而实现了严肃文学一直追求却往往曲高和寡的“大眾启蒙”。

隨著这一篇评论发出，如导火线被点燃了一般，终於蔓延至文学评论界。

一时间，各大报刊杂誌上，评论文章纷至沓来，王濛在《文匯报》刊登了一篇：

《谍战之美：论〈潜伏〉的敘事张力与类型开拓》

王濛对“谍战”这一新兴类型表示讚嘆：“《潜伏》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可能性。

它將智力博弈、心理攻防与极端环境下的道德抉择熔於一炉，创造出一种令人室息的敘事张力。

这与传统的敌特类型完全不同，不在於一板一眼，以及脸谱化的角色。

它证明，在革命歷史题材的宏大框架下，谍战可以成为一个精妙的容器，承载起关於忠诚、信仰与人性的深刻探討，为类型文学创作开闢了一片富矿。”

当然，有称讚，自然也有质疑。

《当代文艺思潮》的编辑刘卫东，发表了题为：

《才华的歧路：论伍六一创作方向的迷失》的评论文章，对伍六一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他认为，伍六一作为当代青年作家的领袖，其天赋本应用於攀登严肃文学的高峰。

却过於钻研“谍战”这类通俗作品，是“执著於小道，浪费了鼎力之才”。

文章称：“《潜伏》技巧再纯熟，也不过是术”的胜利，而非道”的追求。

伍六一同志以生花妙笔，却甘愿囿於情节的迷宫与类型的桎梏，这是对其深厚文学潜力的严重浪费。

更是青年作家在创作方向上的一次令人痛心的迷失。”

这篇带著浓厚文学“门户之见”的评论一出，確实引得不少秉持传统纯文学观念的人的赞同。

然而，此文也立刻引发了更激烈的反驳。

《沪上文学》作为伍六一的老朋友，立刻发表了反击言论。

老编辑龚伟民亲自撰文，標题尖锐：

《谁来定义文学的“大道”？》

文章直指刘卫东观点的保守：“刘先生所言的大道，是否就是那些曲高和寡、只在小小书斋里传阅的纯文学？

《潜伏》以其惊心动魄的故事，將歷史的复杂性、信仰的沉重感送达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心中，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眾启蒙”。

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应该追求的、更宽阔的大道吗？

用一种固定的文学標尺，去裁剪所有生机勃勃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懒惰与权力的傲慢。”

与此同时，作家韩少宫在《文学自由谈》的座谈会上，也侧面回应了此事，他说道：“最好的文学，从来都是深刻与好看的统一。

我认为《潜伏》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成功的探索。

我们评判一部作品，不应看它贴著哪种类型的標籤，而要看它通过这个標籤，最终抵达了怎样的思想与艺术深度。”

伍六一没想到，这篇《潜伏》，没引起其他的反响，却先引起了“通俗”与“严肃”之辩。

但这些，都不是他写《潜伏》的初衷。

隨著《潜伏》口碑的发酵，无论是业界，还是读著群体，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一片讚誉与爭议声中，伍六一选择了站出来，阐明自己的心跡。

记者的採访、以及他最新撰写的《论创作

的初衷》，同步登陆在了《人民文学》之上。

在这篇重量级的文章中，伍六一没有纠缠於文学理论的论战，而是笔触沉静地回归到了最本源的起点。他写道：“当诸位在爭论小道”与大道”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些深藏在歷史帷幕之后，连墓碑都无法刻上真名的身影。

余则成，並非我凭空创造的英雄，他是无数潜伏於惊涛骇浪之中的忠诚战士的缩影。

当我从《革命史资料》中，看到一篇《在敌人心臟里—一我所知道的华东局》里，吴石將军的英勇事跡，如同灯塔般指引著我。

我动笔的初衷，就变得极其简单。

就是用我这支笔，为他们树一座文学的碑。”

伍六一首次在文中点明了这个重要的精神原型，“他身居高位，却心向光明，最终壮烈牺牲。

他所代表的，正是那种於无声处听惊雷、於九死一生中铸就忠诚的崇高精神。

我想写的，不是一场智力的游戏，而是信仰的史诗。

我想让更多的人民了解他们，知道在胜利的万丈光芒背后，曾有多少这样孤寂而坚定的星辰，在漫漫长夜中燃烧了自己。

文章的结尾，伍六一掷地有声地写道：“如果《潜伏》的故事，能像一颗火种，点燃我们心中对英雄的集体记忆。

如果合上书页时，您的耳边能响起那些在黎明前逝去的脚步声。

那么，我所有的笔墨，便都有了归宿。”

“有人说我写的是小道。可我要说，通往民族精神殿堂的，从来不止一条路。

余则成的孤独与坚守，翠萍的等待与吶喊，正是千千万万个吴石將军的缩影他们潜伏於最深的黑暗，心向最亮的光明。

他们值得我们用最动人的故事去传颂，用最真诚的笔墨去铭刻！”

歷史或许沉默，但后来者不能失声。请记住他们！

他们的功绩永垂不朽，他们的名字，应当熔铸在我们民族记忆的星河中，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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