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方郁雾参观了当地医院。

神经科患者被安排在一个简陋的病房里，大多是中老年人，症状类似帕金森病但发病年龄更早。

由於缺乏专科医生，许多人多年来都没有得到正確诊断。

“这里没有ct，没有mri，没有基因检测。”当地医生无奈地说，“我们只能根据症状和经验判断。”

方郁雾想起海德堡那些顶级的影像设备，那些精密的分子检测技术。

世界的差距就是如此巨大，同样的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诊断和治疗可能性。

“我们可以建立基础的筛查流程。”方郁雾对医生说道。

“不需要高端设备，基於临床评估和简单的实验室检查。

至少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运动障碍，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疗。”

接下来的几周，方郁雾白天在医院工作，培训当地医护人员，建立患者登记系统，收集临床数据。

晚上在研究站的实验室分析样本，推进自己的研究。

一天下午，方郁雾遇到一个特別的病例：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出现进行性行走困难和认知衰退。

症状不符合典型的环境毒素相关疾病，更像某种遗传性或感染性疾病。

“这种情况多吗？”方郁雾问当地医生。

“不多，但每隔几年会有一个，我们通常归因於『邪灵』或诅咒。”

方郁雾仔细检查男孩，发现了一些细微的神经系统体徵提示小脑受累。

她採集了样本，晚上在实验室进行了初步筛查。

结果令人惊讶：样本显示出异常的自身免疫反应跡象。不是环境毒素，不是典型感染，可能是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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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免疫治疗，我们这里没有条件。”方郁雾向费洛德报告。

“联繫无国界医生组织，看能否安排转运。”费洛德说道，“同时，扩大筛查范围，看是否有类似病例未被发现。”

男孩最终被转运到首都医院，三周后传来消息，免疫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

因为这次，当地社区將方郁雾视为“带来奇蹟的医生”。

这件事改变了方郁雾在当地的工作方式。

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外来研究者，而成为了医疗系统的一部分。

方郁雾开始更积极地培训当地医护，留下可持续的方案和工具，而不仅仅是收集数据离开。

刚开始的时候方郁雾是不敢上手术台的，不是害怕，是她没有证，没有过规培。

但费洛德教授说这里的小医院的主任都没有她的专业能力强，在这里不用管那么多。

方郁雾就慢慢的直接上手了。

“这是你博士训练的一部分。”费洛德在月度评估时说，“研究不仅是为了发表论文，更是为了改善人类健康。

特別是在资源有限的地区，我们的工作必须有直接的应用价值。”

方郁雾的博士课题也因此调整，她不再只关注分子机制，而是研究环境毒素与遗传、免疫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如何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实现早期筛查和干预。

甚至还有临床。

三个月变成四个月。

研究站的条件逐渐改善，他们安装了更稳定的太阳能系统，建立了更好的样本存储设施，培训了一支当地研究助理团队。

方郁雾甚至学会了基本的当地语言，能够与患者进行简单交流。

离开那天，社区为她举行了简单的送別仪式。

一位长老递给方郁雾一串手工编织的手炼：

“愿神灵保护你，聪明的医生，永远欢迎你回来。”

方郁雾接过手炼，戴在手腕上，在这个偏远的非洲村庄，她找到了工作的意义，也找到了某种归属感。

不是作为方郁雾这个特定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医学科研工作者。

飞机再次起飞，她看著窗外渐远的土地，知道自己的一部分將永远留在这里。

那些患者的脸，那些医护人员的努力，那些在简陋条件下依然坚持的希望。

“下一站是波士顿，哈佛医学院的学术交流。”

费洛德递给方郁雾新的行程表，“你在非洲的工作引起了国际关注，有几个研究基金会对你的项目感兴趣。”

方郁雾翻看著密密麻麻的安排，突然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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