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22日，柏林达勒姆区，德国第一物理研究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穿著他標誌性的毛衣，手指间夹著一支未点燃的菸斗，正俯身审视著一份复杂的数学推导。

爱因斯坦的对面坐著两个年轻人：二十二岁的沃纳·海森堡和三十五岁的埃尔温·薛丁格。

两人面前摊开的，是关於量子力学矩阵表述与波动力学表述初步构想的草稿。

“沃纳，你的矩阵很精巧，但缺少直观的展示。”

薛丁格说，

“我的波动方程虽然还在完善，但它至少给出了一个我们可以想像的画面。”

“图像？”

“埃尔温，我们討论的是原子尺度。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自洽的数学工具，能计算，能预测。

实用，才是关键。”

“实用”这个词，在最近一年里，成了柏林物理学界常听到的词汇。

研究所的门被马克斯·普朗克轻轻推开。

他如今是德意志科学院物理数学部的名誉主席，也是研究所与国家科学委员会之间的重要联络人。

他身后跟著一位穿灰色西服、胸口別著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徽章的年轻官员。

“先生们，早上好。”

普朗克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和，

“打扰了。这位是施洛德同志，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基础物理项目协调员。”

施洛德微微頷首：

“爱因斯坦教授，诸位同志。很抱歉打扰你们的研究进程。

我来更新几个重点项目的资源分配情况，並听取简短进展匯报。”

自从红色德国成立，尤其是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改组后，韦格纳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力度空前，导向也异常明確。

研究所的经费、设备、甚至研究生的名额，都与“国家建设重点领域”掛鉤。

爱因斯坦示意施洛德坐下，自己则靠在椅背上，

“那么，委员会对我们又有什么新的要求呢？”

施洛德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清单：

“第一，固体物理小组关於半导体材料电导特性的研究，委员会非常满意。

你们提出的『能带理论』雏形，与国营电子管厂正在攻关的检波器性能提升直接相关。明年对此项目的预算会增加百分之三十，但委员会要求提交一份关於『信號放大新器件』的可行性评估。”

“第二，核物理组的放射性同位素分离实验。

委员会批准了用於大型电磁分离装置的特別钢材和铜材配额。

但现阶段的研究目標，应明確集中於医学诊断和工业无损探伤等方面。相关的生物学和材料学合作单位已经指定。”

“第三，关於您爱因斯坦教授和玻恩教授主持的『量子力学基础与物质结构』的综合研究。

委员会確定了此项目的长远价值。但希望您们能在年度报告中，加强关於该理论对理解新材料宏观性质的可能贡献的论述。另外，”

施洛德顿了顿，

“如果可能，在培养研究生时，可以適当引导一部分最优秀的人才，向实验物理的这几个方向分流。”

他递上另一份文件，列出了具体方向：高压物理、低温物理和高真空技术。

薛丁格微微皱眉：

“这么做是否会干扰到理论上的自由探索？”

施洛德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些：

“薛丁格教授，国家尊重科学的自主性。但目前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

每一个劳动马克的投入，都需要对人民有所交代。

纯粹出於好奇的探索在一个被强敌环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更集中的力量来应对。”

阅览室里安静了片刻。

爱因斯坦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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