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特別提到了克劳泽那种试图“包装”批评和刻意提起“干部子女”的微妙心態。

韦格纳听完，哈哈大笑，那笑声爽朗而充满洞察力：

“这个克劳泽同志，很有意思嘛！

她这是典型的小资產阶级的动摇性和投机性！

风往哪边吹，她就往哪边倒。

以前觉得干部子弟是值得巴结的东风，她就顺风討好；

现在发现平等公正是更强大的北风，她马上就调转船头，还想在你这儿试探试探风向，看看能不能给自己描补描补。”

他模仿著某种腔调，

“『哎呀，我们班风气一直很好』、『那个干部家的孩子很懂事』——你看，话里话外，还是带著她那套衡量人的旧尺子！”

安娜也笑了：

“你总结得精闢。我当时就觉得，她並非真的理解问题所在，更多是恐慌和应对。”

“所以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

韦格纳收敛了笑容，正色道，

“对於这样的同志，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要给她改正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整风，建立起一套防止这种问题再生的制度。

要让公正不是靠某个老师的觉悟或畏惧，而是靠明確的规章、畅通的监督渠道和严肃的问责来实现。

要让所有的克劳泽们明白，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校园里，唯一行得通的风，就是公平正义之风，谁逆风而行，谁就要碰壁。”

简单的晚餐在家庭谈话中愉快地结束。

弗雷迪似乎被父母的对话感染，吃饭时格外认真，仿佛也在思考那些关於“风气”、“力量”和“改正”的大问题。

饭后，韦格纳照例走进小书房，打算处理几份文件，安排次日的工作。

窗外柏林夜色寧静，灯火万家。

他刚在书桌前坐下，拿起一份关於中欧经济协作圈近期磋商情况的简报，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个时间点，这部电话响起，往往意味著不寻常的事情。

韦格纳神色一肃，迅速拿起听筒：

“我是韦格纳。”

电话那头传来內务人民委员台尔曼快的声音：

“主席，刚刚收到紧急情报和边境军区报告。波罗的海方向，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几乎同时出现异常。

共產国际也收到了三国的党支部发来的报告，称三国国內的局势都有动盪”

韦格纳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他对著话筒沉声道：

“知道了。通知总参谋部克朗茨同志、外交人民委员蔡特金同志、还有施密特同志，一小时后到人民委员会一號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

通知情报系统，我要最详细的动態分析，特別是英国、波兰方向有无联动跡象。”

“是，主席！”台尔曼乾脆利落地回答。

掛断电话，韦格纳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起身。

他迅速从衣帽架上取下那件半旧的深色大衣，一边穿一边快步走向客厅。

安娜正在客厅里整理弗雷迪的玩具，看到丈夫神色凝重地穿戴整齐要出门，立刻明白了什么。

“有急事？”她放下手里的玩具，关切地问。

“嗯，有点情况，需要马上开会。”韦格纳繫著扣子回答道。

安娜走到他面前，仔细帮他理了理大衣的领子，目光里满是理解与支持，轻声叮嘱道：

“夜里风凉，开会也別熬太晚。事情再急，也要注意身体。”

韦格纳握住她的手，用力握了握，给了她一个宽慰的眼神：

“放心，我心里有数。你们早点休息，不用等我。”

说完，他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向门口，身影很快融入柏林沉沉的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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