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凌晨两点。

柏林街头万籟俱寂，韦格纳裹紧大衣，坐车返回住所，开门时，他刻意放轻了动作，但臥室的门还是被轻轻推开了。

安娜穿著睡衣，手里端著一杯温水，显然一直没睡踏实。

“回来了？”

她轻声问，將水杯递过去。

“嗯，暂时告一段落，是个长线的事情。”

韦格纳接过水杯一饮而尽，他没有多谈细节，只是揽过妻子的肩头，“吵醒你了。”

安娜摇摇头，靠在他怀里：

“你不回来，我也睡不沉。”两人相拥著，没有更多的言语，很快，韦格纳便沉入了梦乡。

几个小时后，生物钟又准时將他唤醒。

清晨，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窗外的柏林在夏日晨光中甦醒，韦格纳迅速处理了几份急需签批的文件，秘书诺依曼便送来了当日的首批常规简报和一份加送的研究报告。

“主席，这是社会科学院和宗教政策研究办公室联合提交的专题报告，

《当前欧洲封建性社会关係残余及主要宗教信仰状况初步分析（1929年第二季度）》。

是您上周要求更新的。”

诺依曼將一份装订整齐、厚度可观的文件放在办公桌一侧。

“好，放这里吧。”韦依曼点头，揉了揉眉心，暂时將波罗的海的具体战术部署放在一边，翻开了这份更具基础性和战略性的报告。

报告开篇就直接指出：

儘管经歷了大战、革命和持续的经济政治变革，但欧洲社会，特別是西欧、南欧和部分中欧地区，远未彻底摆脱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结构幽灵和与之共生的传统精神桎梏。

这份报告旨在为决策提供社会结构层面的具体情况。

报告认为，所谓“封建残余”，並非指完整的领主-附庸制度，而是指一种基於土地垄断、人身依附（或变相依附）、地方性庇护网络和世袭特权的社会关係模式，它顽固地渗透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习惯中。

土地问题仍是核心， 在法国南部及部分尚未进行土改的偏远地区、义大利南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葡萄牙、巴尔干诸国、波兰部分地区，以及名义上已进行资產阶级改革但极不彻底的地区，大地主、贵族、教会、新兴农业资本家结合体仍占有绝对比例的土地。

农民承受著高额地租、劳役和各种封建性杂税，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缺乏基本权利。

报告特別指出，这种土地关係是“贫困、保守和地方分离主义的温床”，也是“任何激进社会变革（包括资產阶级激进改革）的最大绊脚石”。

在大城市和工业区之外，尤其在乡村和小城镇，传统的庇护-附庸关係依然盛行。

地方上的显要人物如旧贵族、富农、工厂主、甚至黑手党式头目通过控制就业、信贷、司法渠道乃至暴力手段，构建起效忠於个人的小型权力王国。

民眾的忠诚往往首先指向这些“保护人”，而非抽象的国家或法律。

这种关係严重阻碍了现代公民意识和阶级认同的形成。

贵族头衔在许多国家虽已无法律特权，但在社会观念、某些行业和社交圈层中仍有巨大隱形影响力。

“血统”、“门第”观念远未消亡。

更重要的是，这种等级观念以变形的方式渗透到新兴的资產阶级社会中，形成了新的、以財富和职业为基础的“体面”等级序列，与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尖锐对立。

报告提到，即使在德国境內，这种观念的残余也是党內某些人潜意识里区別对待“干部子弟”的思想根源之一。

韦格纳看到这里，用红笔在“土地问题”和“庇护网络”下重重划了线。

他想起波罗的海三国，尤其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农村大地主与民族资產阶级政府的勾结，正是压迫的主要形式和革命的首要目標。

而在法国南部和义大利，扫除这些封建残余，也是新生红色政权能否站稳脚跟的关键。

“革命不仅要改变政权，更要犁庭扫穴，彻底剷除这些滋生不平等和奴性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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