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缓缓驶入柏林站。

月台宽敞明亮，以钢筋混凝土和大量玻璃构建，线条简洁有力。

穿著统一深蓝色制服的车站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引导人流、装卸行李、清洁地面，动作利落，神情专注。

扩音器里传来清晰的女声广播，用德语通告车次和信息，隨后是简短的法语和英语翻译——一种国际化的细心。

最令斯诺惊讶的是没有看到乞丐、擦鞋童或纠缠旅客的小贩。

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报刊亭、国营食品供应点，以及醒目的以多种语言写的指示牌，指向“工人问讯处”、“旅客医疗站”和“国际友人接待中心”。

人群川流不息，构成一幅生动的图景。

工人装束者最多，许多人提著工具箱或饭盒，步履匆匆但方向明確。

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也不少。

引人注目的是大量青少年和儿童，他们成群结队，穿著统一的运动式校服或青年团服装，背著书包，脸上洋溢著健康的红润和开朗的笑容，声音清脆，討论著课堂內容或郊游计划。

在出站检票口，斯诺將车票递给一位中年检票员。

这位同志身材敦实，面色红润，穿著笔挺的深蓝色制服，左胸別著一枚小小的红旗徽章和一枚“十年忠诚服务”奖章。

他接过票，利落地在票角打孔，动作嫻熟准確。出乎斯诺意料的是，检票员抬头对他露出一个坦率而友好的笑容，“同志，第一次来柏林？欢迎你。”

斯诺略微惊讶，用他还在练习中的德语回答：

“是的，第一次。谢谢。您怎么看出来的？”

检票员哈哈一笑，声音爽朗，顺手將票根递还给斯诺：

“直觉，同志！常来的同志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柏林欢迎您，同志。”

斯诺被他的开朗和洞察力感染，不禁多问了一句：

“您喜欢现在的工作吗？和以前比怎么样？”

他下意识地用上了在法国学到的比较视角。

检票员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深刻，那是一种从心底溢出的满足感。

“同志，你要这么问，这话可有的说了。”

他暂时侧身让开通道，示意后面几位提著行李的工人先过。

然后他转回身，靠在检票台边，仿佛很乐意与这位好奇的外国人多聊两句，这本身也是新旧社会服务人员的一个细微差別——前者往往因疲惫或麻木而惜字如金，后者则常有一种分享建设成果的主动意愿。

“革命前，我在铁路上干了很久，从学徒做起。

那时候，我们管这叫『苦差事』。收入微薄，要看上司脸色，旅客中的阔佬对我们呼来喝去是常事。

病了？自己扛著，丟了工作全家饿肚子。孩子？做梦也不敢想让他们都上学。”

他指了指自己胸前的奖章，

“现在我的工作还是检票、维护秩序，但感觉完全不同了。

铁路是人民的铁路，我们是它的主人之一，而不仅仅是雇员。

我们有工会，有安全条例，有保障。

收入稳定，足够养家，还能存钱。孩子？” 他的眼睛亮起来，指向远处那群正走出车站、欢声笑语的青少年，

“瞧见没？我的大儿子就在那边那群穿蓝裤子孩子里，他是柏林青年技术学院的学生，学机械的！

我的小女儿在上中学，她想当医生。

国家供他们上学，直到他们学成为止。这是以前我这样的家庭敢想的吗？”

他挺直了腰板，制服显得格外精神。

“现在我们工作，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工作有尊严，有意义。”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认真，

“当然，要求也高。得不断学习新的规章，提高效率，参加政治学习，理解我们工作的社会意义。

不能混日子。但这正是新社会的好处——它推著你向上，给你机会，也要求你承担责任。”

这时，一个带著好几个包裹的老妇人有些吃力地走过来，检票员立刻中断了谈话，敏捷地绕出检票台，帮老妇人提起最重的两个包裹，

“玛尔塔同志，又去看孙子啦？慢点走，三號站台的车还有十分钟呢，不急。”

老妇人笑著道谢，他则自然地接过话头，对斯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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