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和光学仪器厂合作研发的显像管样品，未来人民电视系统的核心。

我们也希望让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也能享受到最先进的视听技术，用於教育、文化和新闻接收等种种功能。”

他递给斯诺一份简报，上面列著工厂近年来的研发投入占比——稳定在產值的15%以上。

“持续的高研发投入，是国家的硬性要求，也是我们厂委员会的共识。

社会主义企业，不能是只顾眼前利润的短视者。”

第二天，斯诺前往柏林北郊的“七月起义国营农场”。

这里的景象与工业区的严谨科技感截然不同，呈现出另一种规模化、机械化的生机勃勃。

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数台庞大的、涂著红星的联合收割机正轰鸣作业，所过之处，麦浪倒下，穀物被自动分离、装入跟隨的卡车。

场面之壮观，丝毫不逊於斯诺在北美见过的最大农场。

接待他的是农场管理委员会主席，费舍尔。

费舍尔同志年约六十，皮肤黝黑粗糙，手上布满老茧和旧伤疤，但腰板挺直，眼神明亮锐利。

他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头上戴著一顶同样旧但乾净的帽子。

“我以前是那边，”他用拇指朝远处一片依稀可见残留建筑轮廓的林地指了指，

“是冯·阿尼姆伯爵老爷家的僱农。干了四十年，最好的年月也就是混个半饱。”

“现在，”

费舍尔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眼前广阔的田野和远处成排整齐的红顶白墙新农舍，

“这土地是农场集体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铁傢伙，”他拍了拍身边一台停著保养的拖拉机的轮胎，

“是农业机械合作社的，我们自己有技术员维护。

收成除了按计划上缴国家，剩下的留作农场发展基金和我们自己的分配。

瞧见那些新房子没？每家都有，按人口和贡献分。

那边是农场小学、卫生所、俱乐部和奶牛场。”

他带著斯诺参观农场的生活区。学校操场上孩子们在玩球，卫生所里穿著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在给一位老人量血压。

俱乐部里，一群年轻人正在排练合唱，歌声嘹亮。

“我大儿子，”费舍尔提到家人时，脸上皱纹都舒展开了，露出不加掩饰的骄傲，

“在波茨坦的农业航空学校学习！开飞机，给大地撒药、测绘！”

他顿了顿，看著斯诺，

“同志，你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对我这样的老农民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土地归真正耕种它的人，机器帮忙而不是奴役人，孩子有前程，老了有依靠，干活有奔头。就是这么实在。”

斯诺问及农场与国家的关係，费舍尔回答得很朴实：

“国家给计划，给贷款买第一批大机器，派技术员指导科学种田。我们负责把地种好，完成计划，改善大家生活。

具体活计大家商量著干，劲往一处使。”

傍晚，斯诺回到柏林市区，脑海中交织著两种强烈的印象：

工厂里指向未来的科技与高度组织，农场中扎根土地的踏实变革与朴素自豪。

两者看似迥异，却共享著同一种內核：

生產资料集体所有带来的根本性解放，计划性与群眾积极性的结合，以及对德国人民的全面发展）的切实关注。

德国同志们谈论这些成就时，总会自然地提到“韦格纳主席说……”，那种信赖与引述，並非个人崇拜式的口號重复，而像是一种共同语言，指向他们深信不疑並亲身体验著的道路指南。

採访韦格纳的申请尚未有回音，但斯诺感到，每多看一处，他对理解这位领袖为何能凝聚如此力量、推动如此变革的渴望就更深一分。

柏林乃至整个德国，仿佛就是一个巨大而精密的展品，无声却雄辩地阐述著“卡尔·韦格纳道路”的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