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第一场霜，夜里悄悄落了下来。

杨家小院的枣树枝头掛了一层薄白，晨光斜斜地照上去，亮晶晶的，像落了一树碎盐。孙氏推开门，一团白气呼地扑出来，她打个寒噤，又赶紧把门掩上。

“今儿个可真冷。”她搓著手回灶间，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苗躥起来，舔著锅底。

杨冬梅从里屋出来，脖颈上围著那条红围巾——去年攒的毛线，孙氏熬了好几夜织的，针脚细细密密，暖得像揣了个小炉子。她低头把流苏理齐整，听见院子里车链子哗啦啦响。

杨平安推著自行车往外走，抬头看看灰濛濛的天，又回头嘱咐：“四姐，今儿怕要下雪，多穿点。”

顿了顿，他像是隨口一问：“江同志该到部队了吧？”

“算日子……该到了。”杨冬梅垂下眼睛，手指还绕著围巾的流苏，一圈，又一圈。

杨平安没再多说，跨上车走了。车轮碾过霜冻的地面，留下两道浅浅的白印子，一直延伸到巷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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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的教室里生了炉子，铁皮烟囱从窗户伸出去，冒著一缕一缕的青烟。孩子们还是冻得缩手缩脚，写字的右手露在外头，指尖红彤彤的。

杨冬梅站在讲台上，念《卖炭翁》。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她念到这里，忽然顿了一下，目光移向窗外。灰白的天空低低压著，树枝光禿禿的，在风里轻轻摇晃。

这样的天，西北该更冷了。

“老师，”一个学生举手，声音脆生生的，“卖炭翁为什么希望天更冷？他不冷吗？”

杨冬梅回过神，垂下眼睛笑了笑。

“因为他要靠卖炭换饭吃呀。”她放慢语速，“天越冷，炭越好卖。他寧愿自己挨冻，也得让家里人有口粮。”

教室里静了一静。孩子们眨著眼睛，似懂非懂，但都听得认真。窗外的风吹动窗纸，簌簌地响。

下课后，杨冬梅回到办公室。周老师正批改作业，老花镜架在鼻樑上，从镜框上方看她一眼，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振华来信了。刚到。”

信封上的钢笔字一笔一划，工整得像印出来的：“杨冬梅同志 亲启”。落款没有街道，没有门牌，只有一串简单的信箱编號。

杨冬梅接过来，指尖蹭过信封粗糙的纸质，心忽然跳得快了。

“回你屋看去。”周老师声音低低的，摘下眼镜擦了擦，“这儿人多。”

杨冬梅点点头，把信夹进教案本，一直捱到中午休息，才一个人走到操场边的老槐树下。

石凳上落了霜，她用手绢擦了又擦，坐下来。

拆信的时候，指甲怎么也对不准封口，索性轻轻撕开一道边。

信纸是部队那种发黄的薄纸，钢笔字还是一笔一划：

“冬梅同志：

我已安全抵达部队。一路顺利，勿念。

西北已入冬，比家里冷得多。营房外就是戈壁，夜里风大，吹得电线呜呜响。但白天太阳好时，天蓝得透明，能望见远处的雪山，山顶的雪终年不化，太阳照著，亮得晃眼。

你问我西北是什么样，上次回信写得太简略。这里確实荒凉，百里不见人烟，有时候一整天只能看见几只鹰在天上盘旋。但每天清晨出操，太阳从戈壁尽头升起来，把整片大地染成金红色，站在那儿，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保重身体。等我下次探亲。

江振华”

没有一句“想”，没有半个“念”。可杨冬梅读著读著，眼眶就热了。

她把信折好，贴著胸口放进去。又摸出那枚红五星，握在手心里——五角冰凉，硌著掌心，可她心里是暖的。

老槐树的枝丫光禿禿的，霜已经化了，枝头掛著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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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放学，杨冬梅没直接回家。

她骑车去了新华书店，把攒了三个月的工业券和五块钱一起递进柜檯，抱回来一本厚厚的《西北地理志》。书皮是深绿色的，印著天山和沙漠。

孙氏正在灶间揉面，探头看了一眼：“买的啥书？”

“地理书。”杨冬梅把书放在桌上，手指轻轻抚过封面，“想多了解了解西北。”

孙氏没接话，低头继续揉面。麵团在她掌下一遍遍压扁、摺叠、再压扁，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侧脸上，明明暗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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