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根据王成功了解，省里几家真正的龙头国企，如湘钢集团在特种钢材冶炼、湘南汽车在新能源整车平台等方面的重大技改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这些项目投资巨大，技术门槛高，正是最需要省里补贴支持的时候。

新政策中这条看似中性的“鼓励联合体申报”並“对省外合作方技术占优项目倾斜”的条款，如果结合“先锋未来”这家公司的突然活跃来看，其指向性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更关键的是，这份文件，杨文涛常务副省长已经签署同意了。

如果其他副省长也顺著签了字，那么这份政策將极可能直接印发。

將来，如果大量的补贴资金流向了像“先锋未来”这类企业，而项目最终未能產生预期效益，那么作为共同签署这项政策的省领导，何勇难免也要承担一定的决策责任。

如果这里面再牵扯出任何利益输送的问题，那后果將更加严重。

但如果何勇不签，这无疑会公开与杨文涛產生分歧，甚至可能被解读为何勇在杨文涛即將离开之际，刻意“刁难”其主管领域的工作，影响班子团结。

尤其是在杨文涛上午刚刚来访“示好”之后，这样做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王成功放下文件，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

他需要为领导找到一个既提醒风险、又能妥善处理的“最优解”。

直接拿著文件去对何勇说“杨省长签的这个条款可能有问题，指向了某家可疑公司”，这是最愚蠢的做法。

这等於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一位省级领导可能涉及不当利益安排，不仅极度危险，也超越了秘书的职责，会让自己和领导都陷入被动。

他必须换一个角度，一个完全从工作出发、纯粹业务探討的角度。

几分钟后，王成功睁开了眼睛，眼中恢復了清明。

王成功重新坐直身体，打开一份新的空白文档，开始敲击键盘。

他没有提及任何具体企业名字，也没有暗示任何个人可能存在的问题。

他完全从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潜在风险出发，来撰写这份给何勇的“文件处理建议”。

“提请领导关註：新《意见》中关於『鼓励联合体申报』及『对省外合作方技术占优项目倾斜』的条款，导向积极，意在扩大创新开放。但在具体操作中，需防范可能出现的几种风险：”

“一、技术评估风险。省外合作方技术贡献度占优的评估標准，目前缺乏明確、权威、可操作的细则。若评估机制不健全，易导致评审主观性过大，或引发对评估公正性的质疑。”

“二、资金效益风险。补贴资金向省外合作方倾斜，可能导致省本级財政资源对省內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带动效应减弱。需关注补贴资金最终是否切实转化为本省產业技术能力的有效提升，避免出现补贴外流、技术空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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