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哈佛医学院。

这座建於1782年的红砖建筑群矗立在查尔斯河畔，深秋的爬山虎將墙壁染成了血红色。这里是现代医学的圣殿，是无数医生心中的麦加。

雷蒙德·斯特林博士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著楼下匆匆走过的医学生。他们年轻、朝气蓬勃，眼中闪烁著对未来的渴望。

而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台即將报废的显微镜。

他今年六十五岁了，满头银髮，身上穿著哈里斯粗花呢西装，即使在室內也繫著深红色的领结。作为神经內科的终身教授，他本该享受著至高无上的尊荣，但此刻，他的眉头却紧紧锁在一起。

桌上放著一封来自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信函。信封已经被拆开，信纸的边缘有些褶皱。

拒绝信。

他申请的“脑功能退化早期干预研究”课题，再次被驳回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评审委员会的评语像刀子一样刻薄：“缺乏足够的临床证据支持”、“过於激进”、“有医疗过度化的嫌疑”、“建议將研究重心转向已確诊患者的护理”。

“一群短视的蠢货。”斯特林博士低声咒骂了一句，將信纸揉成一团，狠狠地扔进了废纸篓。

在他的眼里，现代医学正在走入歧途。医生们像修理工一样，只会在机器彻底坏掉之后才开始修修补补。心臟停跳了才去起搏，血管堵塞了才去搭桥，大脑痴呆了才去护理。

为什么不能在第一颗螺丝鬆动的时候就拧紧它？

为什么不能在大脑的第一根神经元枯萎的时候就修復它？

他提出的“脑健康前移”理论，认为应该在30岁甚至更早，就开始通过营养和药物手段干预大脑的衰老过程。但这触动了保守派的神经，被斥为“贩卖焦虑”和“试图將健康人变成病人”。

没有经费，他的实验室就要停摆。那些珍贵的转基因实验鼠，那些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数据，都將因为付不起冷冻费而被丟弃。

这种无力感，比衰老更让他感到恐惧。

“他们不懂您，博士。就像当初教会不懂伽利略。”

一个温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打破了办公室的死寂。

斯特林猛地转过身。门口站著一个年轻的男人，穿著深蓝色西装，手里拿著一把黑色的长柄雨伞，像是一个刚刚从老电影里走出来的英国绅士。他的气质与这所陈旧的学院格格不入，却又有一种奇异的和谐感，仿佛他本来就属於这里。

“你是谁？”斯特林警惕地问道，手下意识地按在了桌上的电话机上。这层楼是行政区，平时很少有陌生人进来。

“维克多。沃特集团的执行董事。”维克多微笑著走进办公室，將雨伞轻轻靠在门边，“也是您最忠实的读者。”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书——《大脑的黄昏》，那是斯特林博士十年前出版的著作。销量平平，早已绝版，连出版社都不愿意再加印。但维克多手里的这本，封皮已经磨损，书页泛黄，上面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標籤和不同顏色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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