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投票选议员，能让孩子去镇上的学校读书，而不是只能在村里教些斯拉夫语的歌谣。我们不想低人一等，只想活得有尊严。而且就算是一定要说希腊语，但南边的兄弟倒是派人来教，难道靠我们自己猜希腊语怎么说？”

炉火旁的村民们沉默看，有人悄悄抹了抹眼角。

其实就是北方的斯拉夫人也是拥有罗马认同的，在中世纪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统治者，在强大时也常模仿拜占庭，自称“沙皇”，意图成为“罗马皇帝”的继承者和东正教世界的领袖。

色雷斯穆斯林派的诉求则更为现实，他们多是说希腊语的穆斯林，祖上为了逃避奥斯曼对於异教徒的压迫而选择改信。如今希腊接管后，他们从优势群体沦为“潜在的敌对分子”，只能通过强调“文化同源的罗马人”身份，寻求基本的生存保障。

在色雷斯的一座小镇上，几位穆斯林商人聚在茶馆里，茶碗里的薄荷茶早已凉透，没人有心思喝。“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说希腊语，过著和希腊人相似的习俗，我们和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別？”一位商人嘆了口气，“只是因为我们信仰伊斯兰教，就要被他们区別对待，被当作突厥人。上周我去买麵粉，店主都要多收我两个德拉克马，说什么突厥人要多给钱。”

他们清楚，在希腊以“东正教”为重要文化符號的背景下，宗教信仰是他们与那些希腊人最大的不同。

“数百年的共同生活、同样是主的孩子，难道抵不过一次礼拜方式的差异吗？”另一位商人声音发颤，“我们不求当议员、当军官，只求能保住自己的店铺，不被说成『奥斯曼的余孽”，不被区別对待就行。我们不想被当成敌人，只想做个普通人。”

这帮人是真见过奥斯曼人是如何压迫异教徒的，他们的祖先就是因为这个改信的。

茶馆外传来希腊士兵巡逻的脚步声，眾人瞬间安静下来，生怕被士兵注意到。

儘管三派的分歧尖锐，诉求各异，但仔细观察便能发现，他们有著最根本的共同点都渴望被即將诞生的或者说是重建的新罗马所接纳和承认。

雅典派想成为“领导者”，掌控国家的未来走向；斯拉夫派想成为“平等的兄弟”，获得与希腊人同等的权利；穆斯林派则想成为“不被拋弃的同胞”，保住自己的家园与財產。

这份对罗马的共同期待，成了未来希腊整合民族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也为康斯坦丁寻找解决方案提供了方向。

意识到这一点后，康斯坦丁决定召见一位关键人物一一康斯坦丁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

这位出生於1815年君士坦丁堡的歷史学家，是雅典大学的歷史学教授，更是希腊官方史学的奠基人，被誉为19世纪希腊最伟大的歷史学家，没有之一。他亲身经歷过民族与身份的复杂性，毕生都在为希腊的歷史认同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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