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希腊如今的权贵体系，极其混乱，大致可分为五类。

马其顿、色雷斯等新领土上的大地主，是希腊统治新区域的重要支柱。

他们多是当地原有土地所有者，在希腊击败奥斯曼后选择归顺，凭藉对地方的掌控力，成为政府与基层农民间的桥樑。

马其顿的瓦西里斯家族便是其中代表，控制著当地近万亩菸草田，每年不仅按时向雅典缴纳高额税收，还能协助政府动员农民参与粮食种植计划。

此前財政大臣苏佐斯前往马其顿考察时，瓦西里斯曾当著一眾乡绅直言：“苏佐斯大人，您不用跟我绕弯子，马其顿的菸草要多出口三成，政府得保证每担的种植补贴不低於二十德拉克马。您要是答应，我下个月就能让周边三个村庄都改种菸草，年底就能多换五万英镑的黄金，给国库添砖加瓦。”

这群人的土地特权虽然在希腊政府接收领土后被削弱，但也是地方上的一股重要力量，毕竟现在希腊急需迅速稳定下来，快速发展，所有康斯坦丁不可能像革命时那样强行推行土改，更何况这些人可是支持希腊的代表人物，强制剥夺会引起大量的不满。所以只能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解决他们。

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人，则是另一股关键力量。

这些希腊裔精英在奥斯曼时期便身居高位，精通法语、土耳其语与希腊语，手握外交与金融资源。

隨著奥斯曼衰落加上希腊大量收復领土，大量的法纳尔人出现在希腊境內。

现任驻法国大使尼古拉斯·季米特里乌便是典型的法纳尔人，他祖父曾是奥斯曼宫廷的首席翻译官，父亲在君士坦丁堡经营著一家跨国银行，而他本人凭藉与法国奥尔良家族的私交，多次为希腊爭取到巴黎银行的低息贷款。

法纳尔人虽有不同的外交倾向，却都一致希望藉助外部力量巩固希腊的地位，也因此成为希腊外交决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独立战爭遗老的后代，承载著希腊的歷史合法性。

科洛科特罗尼斯、马夫罗科扎托斯、卡波季斯第亚斯等家族，其祖辈是1821

年希腊独立战爭的领导者，如今家族成员虽未必掌握实权，却拥有极高的社会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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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中，科洛科特罗尼斯家族的后代安德烈亚斯，即便只是普通议员，其发言仍能影响眾多议员的投票倾向。

而他们的存在，更是康斯坦丁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毕竟康斯坦丁政变的名义便是二次革命、再造罗马。

商业贵族则是希腊经济的推动者。

他们多是雅典、比雷埃夫斯港的大商人，控制著希腊的进出口贸易、航运与金融。雅典商人乔治·阿纳斯塔西奥斯，凭藉经营葡萄乾与菸草出口积累了巨额財富，还与伦敦巴林银行建立了直接联繫，成为希腊与伦敦金融城沟通的重要渠道。

即將诞生的新军事贵族，是伴隨希腊对外战爭崛起的力量。

他们多是出身平民的军官，因战功获得国王信任，逐渐进入权力核心。

阿基利斯便是其中的代表。

他曾赴普鲁士留学，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过两年，熟悉普鲁士的军事体系与贵族制度，回国后从基层做起，在色萨利战场上屡立战功，最终凭藉攻破奥斯曼防线的功绩，成为首个即將受封贵族的平民军官。

这类新军事贵族的崛起，打破了旧精英对权力的垄断，也让希腊的权贵体系更具活力，他们更看重实战能力与对国王的忠诚，未来或將成为希腊军事决策的核心力量。

回溯歷史，东罗马的贵族体系与如今希腊的现状截然不同，它並非西欧公侯伯子男加世袭采邑的模式，而是一座以皇帝为塔尖的官职金字塔。

在东罗马，头衔即贵族，官职即土地与收入，六级官衔对应六级贵族，从最高的“至贵”到最低的“出眾”（egregius），10世纪后逐渐定型。

这些头衔严格属於个人，不能世袭，即便父亲是“卓越”级別的贵族，儿子若想成为贵族，也必须重新通过担任官职获得头衔。

东罗马的官员，无论文官、军官还是宫廷官员，其收入都与官职直接掛鉤：

文官中的国事总理与最高法官，不仅能获得巨额庄园作为津贴，退休后还有固定的养老金，这些庄园的收益足够支撑一个大家族的奢华生活，但官员退休后，庄园会被朝廷收回，不能传给后代；军官中的禁军统师与军区总督，可获得军区土地的收益、战利品分成以及军队私餉，比如军区总督每年能从辖区土地中获得相当於两千金幣的收益，但这些土地並非总督私人所有，一旦调任或退休，土地收益权就会被收回；宫廷中的御衣大臣与静肃官，则有宫廷津贴、服饰津贴，甚至覲见皇帝时还能得到红包，御衣大臣每年的服饰津贴就有五百金幣，足够定製数十套华丽的宫廷服饰。

东罗马的皇帝是这座金字塔的绝对核心，无明確的世袭法律，需由元老院、

军队与民眾“欢呼”產生，儿子也只能先担任共治皇帝积累声望，再等待合適的时机继位；皇帝还可隨时创设新头衔奖励功臣，比如曾为表彰击败阿拉伯军队的將领，创设“东方守护者”的头衔，授予其相当於“卓越”级別的待遇，以此防正旧贵族势力固化，確保权力始终集中在自己手中。

如今希腊要建立的，正是一套“具有东罗马灵魂的现代功绩爵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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