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今天的行动，就像一个小战士，打了一场遭遇战。

敌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很顽固，你的盟友也就是你的老师暂时没有支援你，甚至可能有点动摇。

但这就能证明你错了吗？”

“没有！”弗雷迪立刻挺起小胸膛。

“对嘛！”韦格纳鼓励道，

“真理有时候一开始並不占多数，但它终究是真理。

你今天坚持了正义，保护了同学，这就非常了不起。

至於方法，我们可以总结提高。比如，下次遇到类似情况，你可以先大声制止，然后立刻去叫老师或者其他阿姨过来，人多力量大嘛。

如果老师处理不公，你可以回家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去反映问题。

记住，我们反对错误的东西，既要勇敢，也要讲策略，团结大多数同学，孤立那个犯错误的。”

韦格纳顿了顿，

“最重要的是，弗雷迪，你要记住，无论別人怎么说，怎么做，你心里那杆衡量对错的秤，不能歪。

不能因为別人有特权，你就认为欺负人对；

不能因为老师不公正，你就认为坚持正义没有意义。

我们建设新社会，就是为了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到每一个角落，包括你们的幼儿园。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多像你这样的小战士去努力，甚至需要斗爭。”

弗雷迪的眼睛重新亮了起来，那种迷茫和委屈被一种混合著理解和斗志的光芒取代。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爸爸！我没错！下次我还敢！而且我会更聪明！”

“这就对了！”韦格纳欣慰地笑了，

“我们的小战士，经过风雨，才能成长嘛。

好了，去洗洗手，准备吃饭，妈妈做了你爱吃的香肠。”

晚餐时，弗雷迪明显恢復了活泼，嘰嘰喳喳地跟父母讲著幼儿园其他趣事，暂时把不快拋到了脑后。

饭后，韦格纳帮安娜收拾好厨房，两人来到小书房。

窗外夜色渐浓，柏林城的灯火次第亮起，寧静而充满生机。

“今天弗雷迪的事，你怎么看？”

安娜给韦格纳倒了杯水，自己也在对面坐下，眉宇间带著忧虑。

“你都听到了。”

韦格纳嘆了口气，

“我最近在一些报告里，还有和施密特、台尔曼同志的交谈中，都隱约感觉到这股苗头。

有些干部，职位高了，贡献大了，耳边吹捧的话多了，慢慢就开始放鬆对自己的要求，对家人的约束也不那么严了。

老子革命有功，孩子享受点特殊的思想，在某些角落里开始冒头。

下面的同志，包括一些教师、服务人员，看在眼里，或者出於畏惧，或者出於巴结，就对这些干部子弟另眼相看，甚至纵容包庇。

长此以往，会形成一个新的、脱离群眾的小圈子、小特权阶层。这非常危险。”

安娜点头，她的观察更为细致：

“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

我参加一些文艺界的活动，也能感觉到。

有些干部夫人，开始比较谁的丈夫级別高，谁家住的房子好些，谁用了专车……虽然还不普遍，但这种攀比、炫耀的风气一旦起来，腐蚀性是很快的。

它会破坏我们一直倡导的朴素、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党风政风。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孩子是最敏感的镜子。弗雷迪今天遇到的事，就是很好的体现。”

“你看得很准。”韦格纳讚许地看著妻子，

“施密特同志领导的监察体系，主要盯住的是领导干部本人是否贪污腐化、滥用职权。

但这种家庭风气、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影响，监察体系很难完全覆盖到。这属于思想教育、社会舆论引导的范畴。”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安娜问，“需要公开批评吗？或者让《红旗》发篇文章？”

“直接点名批评一个幼儿园老师和某个干部的孩子？那太生硬，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韦格纳沉吟道，“我想，可以从教育委员会和党內等几个方面著手。

安娜点了点头笑著说：“行，反正你办事我是放心的，那就交给你了，韦格纳同志。”

韦格纳握住安娜的手：

“不过，风气建设是一场持久战。

我们建立了新的制度，推翻了旧的经济基础，但旧的思想观念、旧的社会习惯，不会自动退出歷史舞台。

它们会改头换面，重新生长出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断地斗爭，教育，再斗爭。

这需要制度，也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

安娜反握住他的手，用力点头：

“我明白。我也会用我的笔，写一些关於家庭教育、关於平等意识的故事和文章。文艺作品的影响，有时候是润物无声的。”

“好！”韦格纳笑了，“那我们就各自在自己的战线上努力。让我们的弗雷迪，和千千万万的孩子，能在真正健康、平等、充满阳光的环境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