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行云在兰江书院安顿下来的头一个月，日子过得像兰江的流水，平缓，安静，不起波澜。

方庆玲在西山脚下的斋舍旁开了一小片菜地，种了些黄瓜、茄子、辣椒。旷明远和旷明德每日清晨去书院的蒙馆读书，下了学就帮著母亲浇水、拔草、捡柴。小女儿旷明秀刚满一岁，还不会走路，方庆玲背著她洗衣做饭，忙里忙外。

旷行云每日早起，在洗心泉边洗漱，然后在古樟树下站一会儿，听鸟鸣，听风声，看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地上，像碎金子。然后他走进明伦堂，开始一天的授课。

兰江书院的学生不多，五十余人，大多是蒲关本地士绅的子弟，也有几个从萍乡、攸县慕名而来的。年长的二十出头，年幼的几岁，都穿著青色或蓝色的长衫，规规矩矩地坐在讲堂里，等先生来讲课。

旷行云教的是经史。他讲《论语》，不逐字逐句地解释，而是先让学生读，读熟了再讲大意。他讲《史记》，不讲那些枯燥的史实，而是讲人物的性情、命运和选择。他讲《诗经》，不讲那些繁琐的註疏，而是讲诗中的情感、画面和意境。

学生们喜欢听他的课。不是因为他讲得多高深，而是因为他讲得有温度。他的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像山间的溪水，清澈，舒缓，沁人心脾。

“旷先生讲课，像在讲故事。”一个学生这样评价。

旷行云听了，微微一笑。

苏子青也来听过他的课。老先生坐在讲堂最后一排，眯著眼睛，听了一整堂。课后，他对旷行云说：“旷先生，你的课讲得好。学生听进去了，记住了，以后自然会懂。”

旷行云躬身：“苏山长谬讚了。”

苏子青摆摆手：“不是谬讚。我在兰江书院教了十来年的书，听过不少先生的课。有的人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听不懂；有的人讲得枯燥无味，学生不想听。你不一样，你讲得平实，但耐人寻味。这是功夫。”

旷行云心中感激，却没有多说。他知道，苏子青是在给他打气，也是在给他面子。

旷行云在兰江书院的日子，比兰关义学堂清苦，但是过得舒心一些。这里没有东方木那样排挤他的上司，没有提心弔胆地忧愁，只有一群朴素的读书人，安安静静地教书、读书、写书。

苏子青是个隨和的人，从不摆架子。他每日早起，先在书院里走一圈，看看学生的课业，然后回自己的斋舍读书。他读书很杂，经史子集都看，连医卜星相也翻。他常说：“读书人不能只读圣贤书，世间的道理，都在书里，也在书外。”

旷行云与他相处久了，渐渐把他当作师长。有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苏子青从不厌烦，总是耐心地解答。有时两人在古樟树下对坐，喝茶聊天，谈古论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旷先生，你知道兰江书院最有名的人物是谁吗？”苏子青问。

旷行云想了想：“应该是左季高左大人吧？”

苏子青点点头：“左季高道光十七年担任兰江书院山长，虽然只待了一年，但影响深远。他在这里教书的时候，学生都叫他『左山长』。”

旷行云心中一动。左季高，那是湖南读书人的楷模之一。他早年屡试不第，却不气馁，在书院教书育人，后来出山办团练、剿长毛，成为如今名闻天下的干吏能臣。

“苏山长，您说，读书人到底是该『学而优则仕』，还是该安贫乐道、传道授业？”旷行云问。

苏子青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说：“这个问题，我年轻时也想过。后来我想通了——读书，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教书。读书是为了明理。理明了，做什么都行。做官能造福一方，教书能培育人才，都是好事。怕的是，理不明，做什么都不对。”

旷行云默然。

苏子青放下茶杯，看著他，说：“旷先生，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也是个有德行的人。你不要因为三次落榜就灰心。科举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標准。左季高不也是三次落榜？可他后来做的事，比那些状元、榜眼都大。”

旷行云心中豁然开朗。他站起身，朝苏子青深深作了一揖：“苏山长，您的教诲，学生铭记在心。”

苏子青扶起他，笑道：“什么教诲不教诲的，不过是过来人的一点体会罢了。”

日子悠悠地过，西山上疏影横斜，兰江水东来不輟。旷行云每日备课、讲课、批改作业，日子充实而平淡。方庆玲在斋舍后面的空地上养了几只鸡，隔三差五能捡几个鸡蛋，给孩子们补补身子。旷明远和旷明德在蒙馆里读书进步很快，认了不少字，能背《三字经》《百家姓》，还能写一手端正的大字。

一个春雨初歇半天彩虹的午后，旷行云正在讲堂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喧譁。他放下笔，走出讲堂，看见几个学生围在院门口，正朝外张望。

“怎么了？”旷行云走过去。

一个学生回头说：“旷先生，来了一队官兵，说是要徵用咱们书院的斋舍。”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